蓮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佛教精神化身。澳門和蓮花素有淵源。諸多別名中，澳門的「蓮島」之名，源於早期漁民見此遍地生蓮，也因古澳門地形如蓮花之故。因此，澳門人喜歡稱自己這片土地為「蓮花寶地」。這是從古到今，澳門沒有發生過戰亂和嚴重瘟疫的最佳註腳。
以抗戰來說，中華大地滿目焦土，澳門卻成為東南亞和華南地區唯一沒有戰火烽煙的的城市，成為避難所，並繼續發揮共產黨情報中心作用，更是抗日救亡期間連接廣州、香港與抗戰根據地的中轉樞紐。繼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後，一九四二年時任澳門總督戴思樂通過電台公開宣布，凡來澳門避難者，都將得到保護。當時澳門人口由戰爭前十五萬增加到四十五萬。
遭受日軍全面侵略後，一九三七年九月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一九四○年十月國民黨發令將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體撤到黃河以北；就在一九四一年初新四軍九千多人由雲嶺出發向北移動，行經皖南涇縣茂林鎮之際，遭國民黨軍八萬多人伏擊，傷亡慘重。
這是著名的「皖南事變」，周恩來悲憤題寫：「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江南一「葉」，指的是率領新四軍奮戰突圍的軍長葉挺。說起來，葉挺是「澳門女婿」，澳門現有葉挺故居，對公眾開放。
早在三十年代，中共地下黨柯麟遵潘漢年之命，從香港轉移到澳門，以保健醫生身份來到葉挺身邊，協助這位在北伐戰爭中戰功赫赫的名將工作。「七七事變」後，葉挺從澳門奔赴抗日戰場。
一九四一年，日軍進攻香港，蔣介石在國統區大肆搜捕抗日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妥善安排下，大批文化界人士分別從重慶、桂林及上海等地轉移到了香港；同時調派曾參與組建「左翼作家聯盟」的夏衍到香港會同廖承志、潘漢年等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專責香港、澳門和南洋各地的文化和報刊宣傳，以配合八路軍駐港辦事處開展工作。
這些文化精英在香港積極展開抗日愛國運動，辦報紙、辦雜誌，推動香港「新文化運動」。
由金山、王瑩率領的中國救亡劇團，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歐陽予倩領導的中華劇團，夏衍、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組成的旅港劇人協會，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霧重慶》《北京人》等劇目，直接對澳門的戲劇產生過影響。司徒慧敏、蔡楚生、許幸之則聯同香港電影人拍攝《游擊進行曲》《最後關頭》《孤島天堂》等抗日影片。
正是因為這些文化界精英立場鮮明，在香港一再呼籲港英政府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被日軍和漢奸視為眼中釘。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封鎖港九鐵路及維多利亞港兩岸碼頭，大範圍搜捕抗日人士，限令旅港文化人士前往指定地點報到，甚至在報章刊登啟示：「請鄒韜奮、茅盾先生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
文化精英的風骨，體現在不為侵略者粉飾太平。
梅蘭芳「蓄鬚明志」之舉正是發生在香港，使得日軍不再強迫他演戲。即便這樣，在港的文化特務卻要在各戲院打出燈箱：「請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先生到九龍半島酒店會晤。」
形勢緊迫，周恩來向廖承志等指示強調，這些旅港文化人士是我國文化界精英，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將他們營救出來。
這就是歷史上的秘密大營救行動。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淪陷開始，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鄒韜奮抵達蘇北抗日根據地為止，大營救歷時十一個月，先後救出的民族精英和家屬約八百人，「沒有出一次事故，沒有一個遇險犧牲，這是奇跡般的大勝利。」
營救路線首先是把滯留的人安全送到九龍，從九龍半島分水陸兩線撤離。此外還有第三條澳門線路，從香港離島長洲到澳門轉往廣東奔赴桂林，分出水路和陸路。營救工作規劃得細緻周詳，哪些人走哪條路線，視乎年齡及健康狀況、在香港的曝光程度、是否容易被認出來等。
前文說到的柯麟，在葉挺奔赴戰場後，柯麟繼續以義診方式在澳門鏡湖醫院服務，並協助香港方面開展秘密大營救工作，將部分人士經澳門轉回內地大後方，無一失誤。
經澳門路線至桂林脫險的文化精英計有：夏衍、范長江、司徒慧敏、金山、王瑩、郁風、謝和賡、張雲喬、趙曉恩、孫明心、鄭安娜，及《華商報》謝加恩、華嘉等幾十人。民主同盟機關報《光明報》社長梁漱溟是周恩來特別提到的營救目標，從香港到澳門，由路環乘搭貨船離開，安抵桂林。
走澳門路線的經歷，夏衍寫成《走險記》一文。從中我們得知連夏衍在內共二十一人、三十四件行李，從香港西環碼頭出發，乘坐一條長不滿三丈、闊不過三尺的小漁船渡伶仃洋。船家喊一聲「上帆利市」，撐槳離岸。順風的話六小時可以抵達澳門。但當日無風，到澳門需要更長時間，一行人在長洲過夜，下船需經日軍盤查。日軍對一位化妝過度、在臉上徹底塗了鍋煙子的女士加以留難，夏衍的日文派上了用場，日軍揮手放行。
夏衍是如此記錄風波的：「大約是一種懷鄉病的原故吧，在香港的日本兵遇到了能講日本話的人常常是非常優待……事實上前半雖則不無緊張，但後半卻並不如流言所說那般『悲壯』。」夏衍的文字更讓我們得「見」亂世中的澳門：「澳門名義上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可是實際上已等於被日寇征服了。員警、郵務、海上警備完全操縱在日寇手裏了。」
這也印證了歷史──當年澳葡當局為討好日軍，不惜採取法律法規的限制甚至刁難手段壓制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
夏衍寫有《走險記》、茅盾著有《脫險雜記》，以及抗戰戲劇，都可作為港澳中學語文課本的選材，甚至出版港澳抗戰文學專輯，讓年輕一代從文學了解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