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寇狼子野心愈發暴露，侵略腳步不斷進逼。這一年，一部名為《狼山喋血記》的影片問世。該片由沈浮和費穆共同構思完成，主題曲《狼山謠》由安娥作詞、任光作曲。影片以村民在狼患日甚中覺醒、齊心打狼的寓言故事，闡明各階層團結抗日之必要，正如參演該片的黎莉莉所言，「費穆和沈浮合寫的腳本雖然字面上講的是打狼的故事，但寓意很清楚，實際上是宣傳團結抗戰的重要和迫切感。」

在抗日戰爭時期，電影作為重要的文藝手段，發出抗敵呼聲，塑造英雄形象，控訴日寇暴行，鼓舞民族信心，動員民眾力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期出版的《光影山河：電影與抗戰》（秦翼、張丹著，江蘇人民出版社、鳳凰教育出版社，2025年）對抗戰電影作了全面梳理。

影像春秋 壯懷激烈

在「抗戰電影」的主題下，可寫的內容十分豐富，頭緒亦相對繁雜。本書以大量史料和前人研究為基礎，在時間線的邏輯基礎上，以地域為大類展開敘述，系統梳理介紹了抗戰前、抗戰中、抗戰後諸時段和大後方、根據地以及包括偽滿和華北在內的淪陷期電影生產情況。

書中認為，大後方電影是抗戰電影的主體構成，《八百壯士》《保衛我們的土地》《好丈夫》《塞上風雲》《長空萬里》《民族萬歲》等影片發揮了動員民眾的重要作用。其中，西北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大型紀錄片《華北是我們的》是國民黨統治區紀錄片出品中唯一反映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日生活和鬥爭的影片，該片全景展示了山西乃至華北地區抗戰的情況，將其稱之為「人類光榮的史詩」。片中對鄉村民眾的抗日行動作了尤為豐富生動的表現，還使用了賀綠汀創作的《游擊隊之歌》。此片曾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公映，又剪輯為《華北風雲》在香港公映，均引起強烈反響。在根據地，總政電影團拍攝了被稱為「人民電影的第一部作品」的《延安與八路軍》，真實樸素地記錄了抗日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與政治生活。1942年，又攝製了長達四本的《生產與戰鬥結合起來》，反映了八路軍三五九旅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情況。

在中國電影發展歷程上，萬氏兄弟以對中國卡通的貢獻而永垂史冊。抗戰時期，他們發揮卡通電影的優勢，製作了多部宣傳抗日的卡通片。在《同胞速醒》中，一直沉睡中的雄獅被日軍的狂轟濫炸驚醒，化身工農商學兵，以誇張的形式表現了日寇之進犯，呼籲民族覺醒抗擊。《合力抵抗》則用「老鷹捉小雞」的寓言促使國人團結禦辱。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還介紹了外國人士鏡頭下的中國抗戰，這是海外電影工作者留下的珍貴影像。比如，人們熟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陝甘寧邊區拍攝的影像。再如，時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的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的四盤影像，用105分鐘的時長記錄了日軍坦克大炮對南京的轟擊、機關槍對無辜平民的掃射，還有受辱的中國婦女、橫陳的屍體。1940年，美籍華人李靈愛投資策劃、青年記者雷伊·斯科特攝製的彩色紀錄片《苦幹——中國不可戰勝的秘密》把鏡頭投向普通的中國民眾，從另一個側面描繪了中國抗戰的情形，謳歌了中國人民面對外敵時堅強不屈的英雄精神。該片解說詞這樣告訴世人：團結一致的苦幹「讓中國充滿了各種奇跡」，「田野裏的農民，商店裏的夥計，中國的男人與女人們只要一聲令下，就會拿起槍桿，奔向戰場」，「這正是中國能奇跡般抵抗外敵如此之久的秘密所在」。1942年，該片榮獲了第14屆奧斯卡紀錄片特別獎。

南遷香港 光影重鎮

書中認為，1937年後大量文化藝術人士南遷，「從生產高質量的國語電影開始，香港的文化和抗戰宣傳功能得到了加強，雖然尚不能承擔文化中心的重任，但就電影而言，確實已暫時成為內地抗戰電影的重要生產地和交流中介，也進一步向南洋輸出」。1938年上半年新加坡票選當時的國防電影「三甲」，除一部上海新華公司的《壯志凌雲》外，另兩部《太平洋上的風雲》《龍城虎將》都是香港南洋公司作品。

當時的港英政府屈服於日本侵略者壓力，企圖維持「中立」，要求各公司拍攝「國防片」時，「均不能於文字或服裝上指明敵人為誰」。但是，在港電影人不懼當局阻擾，懷抱民族大義，拍攝了一大批抗戰影片，在歷史上留下了光榮的篇章。1937年，香港電影公司及電影演職人員聯合義務拍攝了抗戰集錦片《最後關頭》，集合香港大觀、南洋、南粵、啟明、全球、合眾等公司的陳皮、李芝清、南海十三郎、蘇怡、趙樹燊、高梨痕等知名導演及馬師曾、李綺年、薛覺先、吳楚帆、陳雲裳等知名演員，正面表現抗戰中青年走上前線的故事，片中人說道：「我們要堅決地抗戰到底！即使是一槍一彈，一兵一卒，也與侵略敵人勢不兩立！一定要把他們從我們的國土驅趕出去！」影片放映時掌聲雷動。這一時期，還湧現出《叱咤風雲》《血肉長城》《民族的吼聲》《流亡之歌》等影片，以及《廣州抗戰記》《西北紅血戰》《八路軍攻平型關》等香港影人深入前線攝製的紀錄片。

全國抗戰爆發後，一批上海電影人來到香港，壯大了在港抗戰電影的力量。其中，廣東籍的司徒慧敏導演的《游擊進行曲》講的雖是太湖地區的游擊隊故事，但演員用粵語表演，富有南國氣息。該片拍攝於1938年，因為租界當局的刪減等要求，直至1941年才改名為《正氣歌》上映，發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影人義舉 永垂史冊

本書以電影作品和電影人為經緯線，把著名電影人事跡穿插到各章加以介紹，勾勒出抗戰時期乃至中國近代電影史群星璀璨的圖卷。抗日戰爭的爆發，促使很多電影人重新思考電影與民族、電影與時勢的關係，在主題、題材和藝術手法等方面都作出了深刻調整和轉型。比如，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史東山的電影創作從早期的形式探索轉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將鏡頭聚焦於農民，表現他們抗日之決心，他拍攝的《保衛我們的土地》《好丈夫》都是典型例證。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孫瑜，是我國最早在海外系統學習電影知識的留學生。他的《小玩意》風格詼諧輕鬆，運用了誇張的手法，卻是一部嚴肅的抗日題材電影，講述了被「一·二八」戰火摧毀的鄉村，影片塑造的葉大嫂形象打破了民眾對於鄉村婦女的成見，被電影史家稱為「抗日電影傑作」。

面對民族危亡，中國電影人以各種方式組織起來。1937年9月，在蔡楚生提議下，包括白楊、陳白塵等在內的上海影人劇團組建起來。1938年4月1日，陝甘寧邊區成立了「抗敵電影社」。該社的任務是「用抗戰中的血的經驗來教訓我們全中國的人民，使他們更堅決地走上抗戰的道路」。1939年春夏間，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成立了電影隊，負責電影放映工作。1940年6月，總政電影團（即「延安電影團」）成立，下設電影放映處和電影攝影隊。1943年2月，該團劃歸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稱為「聯政電影團」。這些組織和隊伍奠定了人民電影事業的基石。

電影人投身抗戰的具體行動，既包括拍攝影片，又包括放映電影和抗敵演劇。成立於1938年1月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在成立之初就擁有一支放映隊。1939年7月1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設立了總放映隊，郭沫若任總隊長，在三年時間裏走遍了黃河、長江及青海、蒙古、康藏南北，放映電影3500次以上，觀眾1800萬之多。躍動的光影，點燃了民眾的抗敵之情，抒寫了感天動地的壯烈史詩。

正如作者在本書「導言」中所說，長期以來，抗戰時期電影的研究不夠充分，導致「在抗戰時期或是整體中國電影歷史的版圖上，始終存在一個『黑洞』」。本書的問世，無疑有助於彌合「黑洞」、構建完整的中國電影歷史敘述。撫今追昔，閱讀本書也讓人更深刻地理解電影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中的責任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