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隨幾位友人在港鑒賞到了幾位國畫巨匠的名作精品。只見一紙紙素箋上，以最簡單的黑白兩色，通過獨特的運筆方式、布局安排以及墨色的深淺處理，於濃淡乾濕間藏着「無畫處皆成妙境」「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智慧與哲思，令人宛如松間聽風、臨瀑聽水，直擊靈魂。那一刻，彷彿穿越時空，與古人對話。

中國畫是一種源遠流長的繪畫方式，人們用一支毛筆蘸上水墨產生無窮變化，從遠古圖騰到魏晉風骨，唐宋鼎盛至明清雅緻，千年間以山水寄情、人物傳神、花鳥言志。它不僅僅是水與墨的交融，更是中國人骨子裏對自然、生命以及宇宙的深刻理解和獨到見解，承載着文化人的一種文興之情。每筆每畫，皆隨心走，不管墨色的焦、濃、重、淡、清，都能夠形成虛實間造意境的獨特作品，展現水墨畫中的無限可能。在墨韻山河裏，體悟天地與心靈之和鳴。

回眸中國畫、水墨畫在香港近代百年發展歷程，尤其是香港回歸祖國後近三十年的繁榮發展，充分體現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強大生命力與創造力，而其現代水墨藝術的發展，亦鮮明詮釋了古老中華藝術的現代轉型之路。「水墨藝術」一詞的出現，本身就是中國畫於香港的傳承與創新，也是傳統中國畫與西方繪畫相結合的全新面貌。

香港水墨畫藝術深受嶺南文化影響。在滿清政府覆滅前，香港是革命家的避難所，之後又成為保皇黨逃亡首選之地，由此在中國畫的藝術傳播與創作上也形成保守與革新的區分，傳統國粹派與新國畫派在民國初期兼容並存。晚清著名國畫家居廉擅長沒骨畫法，其花鳥畫作品既有傳統文人畫的筆墨韻味，又融入嶺南地域特色，色彩艷麗而不失雅緻。他與堂兄居巢聯合創新的「撞水撞粉」技法，通過水墨與顏料自然滲透，使畫面呈現獨特肌理效果，開啟了嶺南畫派先河。

二十世紀初期，居廉弟子高劍父以及陳樹人、高奇峰等嶺南畫派，更將西方寫實主義光影、透視和日本畫的渲染手法等與國畫技法融會貫通，把創新精神表達得淋漓盡致。他們用筆墨盡展家國情懷，「折衷中西、融會古今」，形成將民族命運、國家發展為使命的畫派風格，改變了中國美術史的發展軌跡。抗戰勝利後，丁衍庸、陳福善等定居香港的知名畫家，其繪畫藝術或半保有文人筆墨、或半結合西洋寫生與表現的因素，成為香港現代藝術的先驅；張光宇、關山月等在港成立「人間畫會」，倡導以藝術救國救世。百年來這種關心家國時代命運同時探索表達新路的成長軌跡，已成為嶺南活躍藝術家們共同的文脈和底色。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港英政府封鎖邊界，他們重英輕中、尊西貶中、重商輕文，致使香港本地缺乏持續的政府文化藝術投入，藝術生存完全處於市場經濟下無學科專業與無社會職業身份的自生自滅狀態。

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被深度邊緣化的香港中國畫畫家在歐美現代主義藝術風行下，嘗試從中國畫內部抽離出水墨媒介，探索改革用水墨表達英語文化的審美經驗與藝術觀念。藝術家呂壽琨認為水墨畫就是使用水墨表現自我的一種繪畫，既是國際現代藝術，也是中國現代藝術，於六十年代首倡水墨畫運動。其作品不僅保留中國畫的傳統價值，又融合現代藝術創作和香港文化情懷；畫家劉國松則提出筆墨之筆為「積點成線」，筆墨之墨就是色彩，將充滿莊禪道學的「文言」筆墨解構為具現代文化觀念的「白話」水墨，從文人山水轉向表現人類探索太空，並通過揭撕紙筋創作充滿洪荒神秘意味的宇宙題材繪畫；既是畫家還是香港詩壇「三劍客」之一的王無邪，以多種水墨介質創作近於抽象具現代視覺特徵的抽象繪畫。

受此影響，香港各類畫家、藝術設計師直接將歐美現代主義藝術理念或設計思想轉用到水墨媒材上，在理念、視角、媒介和視覺語言上持續突破，使香港水墨畫在二十一世紀發展進程中，顯現多元水墨藝術新格局。例如圍繞地方景象、文化語境，在創作中廣泛注入現代生活元素，或攝用本地語言口語，又或以漢字為靈感，用綜合材料反映發展與環境關係等，解構現代城市在建築森林中緊湊的節奏與蓬勃的活力、人性或詩性，進而在東西文化交匯中散發獨特神采。

二○○二年，為解決水墨畫在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身份追問與文化根性的辨識問題，香港民政事務局大力增添一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傳統水墨研創，加強與內地藝術文化互動交流，期望業界在探索水墨當代性延展的同時，於過往英屬文化主體之西方繪畫思潮大行其道中增強中華文化歸屬意識，重構身份。這種歸屬，並非一定回至傳統文人畫，但絕對是中國藝術精神在世界藝術視野下的弘揚與放大，以及香港水墨藝術在跨媒介、跨觀念和跨文化當代性開拓中，始終與民族、國家及內地同胞深廣關聯，亦即與時俱進、返本開新。

在我看來，水與墨或彩的相遇，本身就連接着古與今，東與西，記憶和歷史，文明秩序與原始慾望，亦釋放出和諧與曲折。有形無形、虛實相交的結構，看似無，確是有，是對中華文化的追溯和回歸，亦是將過往精神重新凝練成今天的時代之聲，更是對中華文明價值和信仰轉換的切身體悟和深度探究。

歸去來兮，香港水墨重回中國人之「墨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