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技術進步是推動經濟增長與提升生產率的根本動力。但加拿大企業家傑夫·布斯（Jeff Booth）提出了一個看似悖論的命題：技術進步不是通脹的動力，而是通縮的根源。
布斯在《明日的價格》（《The Price of Tomorrow》）一書中指出，當技術迭代速度呈指數級上升，其宏觀經濟後果可能與傳統假設相反：不會帶來持續的增長與溫和通脹，而是通過效率與成本的持續壓降，形成結構性、系統性的通縮壓力。
布斯提出，技術是通縮的最大推手，而不是通脹的驅動力。在其看來，現代經濟之所以陷入增長與通脹邏輯的結構性錯位，源於技術進步與貨幣制度之間的深層矛盾：前者以指數級速度提升效率、壓低成本，後者卻以債務擴張維繫名義繁榮。當這兩種力量同時運轉時，經濟表面維持增長，實則在不斷積累失衡。布斯將這一機制概括為三個層面。
效率提升壓低物價
首先，技術進步天然具有通縮效應。一方面，生產效率提升會帶來單位成本下降，競爭性市場會迅速將這種成本優勢轉化為價格下行；另一方面，數字化與平台化的擴散使邊際成本趨近於零。人工智能（AI）、雲計算和軟件服務在大規模應用後，幾乎不再消耗額外成本，從而使價格的決定因素從「生產約束」轉向「制度約束」。此外，從蒸汽機到互聯網的歷史經驗亦表明，技術革命往往伴隨價格下降，只是這一真實通縮常被債務擴張所掩蓋。
其次，債務擴張製造「通脹幻覺」。現代貨幣體系以債務為基礎，當技術壓低價格與投資回報率時，若不擴張信貸，經濟將陷入通縮與失業。於是，政府與央行通過赤字財政和量化寬鬆維持需求，製造出「人造通脹」。這種通脹並非真實增長，而是以透支未來購買力維繫的暫時繁榮，其代價是信用風險與資產泡沫的累積。換言之，債務擴張並非政策選擇，而是制度必然。
再次，技術與債務構成雙螺旋，形成增長的錯配機制。技術螺旋不斷壓低成本、提升效率；債務螺旋通過流動性注入支撐名義價格。短期內，兩者相互抵銷，維持表面平衡；長期則出現「剪刀差」：技術進步是指數級的，而債務擴張的邊際效應遞減。當債務再也無法對沖技術帶來的下行壓力，體系便會從「債務掩蓋通縮」滑向「債務引爆通縮」，傳統的通脹邏輯也將隨之失效。
此外，多項實證與歷史證據也表明，技術進步確實構成當代經濟的主要通縮力量。早在2005年，美國聯儲局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指出，美國及其他國家能夠實現低通脹與穩健增長，源於信息、通信與網絡技術顯著提升生產率並抑制單位勞動成本；這一趨勢在「摩爾定律」所揭示的「性能倍增、成本遞減」中得到體現。
研究顯示，自1990年代以來，信息通信技術（ICT）產品價格持續下降，對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直接貢獻為負，而免費數字產品的普及進一步造成「隱性通縮」。與此同時，數字化與電子商務降低了市場進入壁壘、提高價格透明度，全球競爭與在線零售擴散壓低了終端價格。更重要的是，自動化與AI提升生產率卻抑制工資增長，削弱了總需求；「超級企業效應」使勞動份額下降、收入分配失衡，強化了長期低通脹格局。
綜合來看，技術通過降低產品成本、強化競爭與抑制工資三重路徑，對物價形成持續下行壓力，成為解釋發達經濟體長期低通脹的關鍵變量。
儘管布斯這種論證具有較強的邏輯自洽性，但他的假設前提也頗為理想化：其將技術視為獨立變量，而現實中的價格形成機制更為複雜，制度、市場結構與分配格局都會顯著改變技術的宏觀效應。換言之，「技術必然導致通縮」並非經濟規律，而是一種在特定制度條件下的結果。
技術進步創造需求
布斯的洞見富於啟發，但並非無懈可擊。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看，技術進步雖能壓低部分成本，卻不必然導致整體通縮。BIS的研究顯示，技術對通脹的影響具有階段性與結構性特徵：它既可能帶來價格下降，也可能重塑需求結構、激發新一輪通脹。
Aldasoro et al.（2024）研究基於多部門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發現，AI對價格水平的影響取決於經濟主體的預期，以及總需求的反饋機制。當家庭與企業未預期未來生產率將提高時，AI帶來的生產率提升在短期內擴張供給、壓低價格水平，表現為暫時性的去通脹效應。但隨着消費與投資需求上升，一般均衡效應使得工資與需求同步增長，最終推動價格重新上升，形成需求驅動型再通脹。在另一情境下，當家庭和企業提前預期AI將提升未來生產率時，他們會提前增加消費，從而立即推動需求擴張，AI的採用反而在短期內直接引發通脹。
更進一步的反事實分析顯示，無論AI主要提升消費品部門還是投資品部門生產率，長期通脹均呈上升趨勢，只是在不同產業結構下程度有所差異。尤其當AI主要作用於消費品部門時，由於部門間聯動效應與資本擴張的二輪影響，價格上升更為明顯。
總體而言，研究表明AI作為一種通用技術，雖然最初可能帶來供給面的價格下行，但最終通過收入效應與需求擴張推動整體物價回升。換言之，技術進步並非天然具有通縮效應，其宏觀價格結果取決於預期管理、需求反饋及政策響應。因此，從「科技通縮」視角出發，Aldasoro等人的研究提供了相反證據──在一般均衡框架下，AI的長期影響更可能是溫和的通脹型增長，而非持續的通縮。
筆者認為，技術通縮的本質並非「技術壓倒經濟」的宿命邏輯，而是制度結構與分配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技術進步確實帶來成本下降與生產率提升，但能否轉化為整體通縮，取決於三個關鍵變量：需求結構、收入分配與政策反應。
新產業吸引新投資
首先，從需求視角看，技術並不只是降低舊產品價格，更在持續創造新需求與新產業。數字經濟、綠色能源、AI、生命科學等領域的崛起，都在以指數速度擴大潛在消費空間。技術一方面提高生產效率、抑制物價，另一方面通過創新擴展人類慾望邊界，帶動新的投資與支出。換言之，技術的通縮效應在宏觀層面往往被其自身的創新溢出所抵銷。
其次，從分配結構看，通縮是否發生取決於技術紅利的流向。當紅利主要集中於資本而非勞動時，消費傾向下降、需求不足，通縮壓力會被放大；反之，若制度設計能夠實現紅利的再分配，讓技術收益更多回流至居民部門，則技術將轉化為「普惠增長」的動力，而非通縮陷阱。
最後，從政策維度看，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反應方式決定了技術進步的價格表現。若央行與政府將低通脹視為風險，通過寬鬆信貸與財政刺激對沖，結果往往是債務擴張與資產價格通脹；若政策能容忍低通脹、引導資源流向創新與消費升級，技術的效率紅利則會以更健康的方式體現在經濟增長中。
綜合來看，技術進步與通縮之間是一種長期的張力與動態均衡。它既非線性下行，也非永續繁榮，而是在效率提升與需求擴張、價格下降與財富再分配之間不斷尋找平衡點。布斯的「技術通縮論」揭示了真實的結構性趨勢，但其隱含的「不可逆定律」忽略了制度與預期的調節作用。相反，Aldasoro et al.（2024）等研究顯示，通縮更可能是一種過渡狀態——技術帶來的豐裕最終通過制度、分配與政策傳導，重塑新的增長與價格秩序。
因此，在筆者看來，未來的經濟格局並非「通縮或通脹」的二元對立，而是一種新的「低通脹─高效率─再分配型增長」模式。技術將持續壓低邊際成本，卻通過創新需求與價值創造支撐增長；價格不再是繁榮的唯一指標，豐裕與公平才是衡量新經濟健康的真正標尺。
（作者為交通銀行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博士後。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