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為「十五五」（2026至2030年）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通過保持結構上的協調一致與時間上的持續一致，把多目標之間的潛在張力轉化為發展的內在動力，形成清晰、穩健而連貫的戰略邏輯。

《建議》明確以2035年遠景目標為參照，提出「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十五五」時期確立了清晰的進程坐標。

第一，路徑依賴的克服。《建議》指出，「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階段，而在複雜的轉型期，短期激勵與長期福利可能出現錯位。以2035年作為錨定目標，能夠將階段性政策與長期效率相銜接，形成跨周期約束機制，抑制短期化和碎片化傾向。

第二，投資於人和投資於物的跨期回報。《建議》強調，要「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教育、科研和生態建設的收益周期較長，需以中長期目標穩定政策預期、延長投資回報鏈條，避免因短期考核而導致投入遞減。

第三，國際比較的標尺化。《建議》提出，以人均GDP邁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遠景目標，同時強調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全面躍升，這一表述使到內部發展目標外部化、可比較化，既為政策執行提供可衡量的標尺，也為國際對標和戰略校準提供參照。

首要任務產業現代化

將「十五五」設定為加速階段，並非追求短期的高增速，而是着力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制度質量，通過結構性優化為2035年實現質變奠定堅實基礎。這種以遠景目標為導向的階段布局，使增長與改革形成良性互動，體現出穩中求進、以質取勝的戰略定力。

「十五五」規劃對於在不確定中構築確定性的戰略任務安排：

以產業現代化着力提升系統能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被置於戰略任務之首。以產業體系能力為優先方向，旨在夯實從產業結構優化到系統能力提升的基礎。首先，着力推動重塑比較優勢。當前，全球供應鏈重組和技術門檻持續抬升，僅依靠成本優勢已難以鞏固競爭地位，需要通過技術進步、製造升級和標準協同塑造新的競爭優勢。其次，注重增長、就業和安全的協調統一。產業鏈的自主可控能力關係到經濟增長的韌性、就業的穩定性和安全的底線，因此需要在發展中提升其戰略地位。再次，推動服務業提質增效。促進服務業與製造業、農業深度融合，有助於充分釋放就業潛力與效率紅利。總體來看，產業體系的現代化，不在於簡單疊加新興產業，而在於以技術創新帶動組織優化和供給升級，形成以先進製造為支撐的綜合競爭能力。

以科技自立自強強化效率來源：《建議》把原始創新、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數字中國放在突出位置，明確以創新催生新質生產力。創新需要系統化推進，需要依託科研機構、企業主體和資本市場的協同機制，才能實現從科研成果到產業應用再到標準制定的有效轉化。評價體系、知識產權保護和數據要素確權等環節，決定了創新能否實現規模化傳播和持續積累。數字化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正在成為新階段的關鍵特徵，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正在重塑生產方式，推動數據、算力、模型與場景的深度貫通。把創新提升為新質生產力，體現了對技術進步、制度完善和產業升級協同作用的充分肯定。完善的制度供給和長期保障機制，將為創新成果的持續轉化創造良好環境，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形成面向未來的持續增長動力。

擴大內需創造新需求

以強大國內市場增強需求韌性：《建議》提出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並特別提出投資於物與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投資於人和投資於物同等重要，其意義已從短期刺激消費，轉向長期重構內需。消費不僅取決於收入水平，更受中長期預期影響。居民對收入穩定、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質量的信心，決定了消費的持續性與傾向性。把對人的投資融入制度建設，是增強消費意願和內生動力的關鍵路徑。供給結構的優化需要順應需求變化，以教育、健康、養老、文化等新型需求引導產業升級，促進供給質量與需求層次相匹配，減少結構性失衡。政策層面上，投資與消費的聯動效應正在增強。通過完善政策性金融工具，提升公共服務效率，拓展數字化平台應用，可以形成投資帶動消費、消費反哺投資的良性循環。這一過程依託人力資本積累和社會保障完善等長期因素，增強內需體系的穩定性，將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內部增長的韌性。

以制度型開放鞏固國際合作：《建議》提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擴大自主開放」，推進雙向投資與共建「一帶一路」。開放是安全的重要延伸。隨着全球經濟格局的碎片化演進，競爭的焦點正在從規模擴張轉向規則塑造。標準體系和制度安排成為影響交易成本與國際分工位置的關鍵因素。推動制度型開放，通過完善規則供給和提高政策透明度，有助於增強跨境信任，降低合作不確定性，並在更廣範圍內分散市場與渠道風險。與此同時，開放的內涵也在不斷拓展，從依靠成本優勢轉向依託制度優勢，通過發展數字貿易、推廣綠色標準和深化金融互聯互通，形成新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當前的開放已不僅是「引進來」和「走出去」，更是以制度建設為支撐，將外部不確定轉化為穩定、可預期的互利關係，從更高層面提升經濟安全的韌性。

以民生治理穩定社會預期：《建議》在民生領域提出「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健康中國」、「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一組合的邏輯在於鞏固增長基礎與社會穩定。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重要的穩定器，就業質量直接影響社會預期和消費能力，構成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的關鍵支點。收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相互銜接，通過制度性安排穩定預期，減少過度儲蓄，增強消費的彈性與持續性。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優化住房供給結構，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同時，更好滿足居民合理需求。

綠色轉型推動經濟增長

以綠色轉型優化發展模式：《建議》提出「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把綠色轉型視為增長引擎，而不是成本負擔，是基於對發展邏輯的再認識。在資源約束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綠色轉型正成為一場效率革命。通過完善碳定價機制、發展綠色金融和加快技術迭代，生態約束被轉化為提升效率和推動創新的內在動力。綠色發展也正在形成新的國際競爭賽道。隨着全球能源、產業和金融體系的重組，綠色標準和供應鏈布局正在成為塑造下一輪比較優勢的關鍵因素。對於國內而言，綠色轉型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抓手。新能源、儲能、氫能和智能電網等領域正在構建從技術研發到製造應用的完整生態，帶動新的增長空間。

以國家安全穩固風險邊界：《建議》把國家安全提升到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層面，覆蓋政治、科技、能源、產業鏈與社會治理等關鍵領域。安全與發展相輔相成，穩定本身就是生產力。在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中，金融、科技和地緣風險相互交織，風險特徵更趨複合化。通過前瞻性識別、跨部門協同和制度化安排，能夠有效降低系統波動，提升整體抗衝擊能力。安全不僅是防範，更是一種預期管理。清晰可控的安全邊界有助於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溢價，延長投資與創新的時間視野。制度、法治和公共治理能力等安全能力，與物質資本一樣，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支撐。

（作者為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