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和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設一個新的中國。但是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重兵圍攻以鄂豫邊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挑起全面內戰。8月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滿懷信心地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十分堅定地說，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抗戰勝利後政治形勢和黨的方針

戰後的政治形勢，有利於中國政局朝着和平民主方向發展。在國際上，社會主義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力量有了新發展，帝國主義勢力遭到削弱。在國內，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團結程度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普遍渴望和平。

中國共產黨已發展成為有全國影響力的大黨，並同國民黨統治區內由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組成的民主力量保持着密切聯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維護國內和平民主的積極努力，卻受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嚴重阻礙。國民黨統治集團愈來愈把注意力放到消滅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這方面來，目的是繼續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

更嚴重的是，國民黨的反共方針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採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某種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點形式上的民主，爭取中間派的同情和支持，誘使或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另一方面，在經濟、政治、軍備等方面大力援助國民黨政府。

蔣介石的目的是要打，但要做好打的準備，還需要時間。因此，蔣介石在積極備戰的同時，不得不表示願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如果談判不成，即放手發動內戰，並把戰爭責任強加給中共。

基於對和平的真誠願望和對局勢的清醒認識，黨中央認為，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是必要的。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提出今後對國民黨的方針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8月25日，黨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當晚，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等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一行從延安飛抵重慶。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方面企圖以「統一政令軍令」的名義取消解放區和人民軍隊。黨中央在談判中對解放區管轄權限和人民軍隊縮編等問題，作出必要的讓步。在此期間，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在山西上黨地區殲滅來犯的閻錫山部隊35萬人。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經過談判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國共雙方同意：召開有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出席、討論和平建國方案的政治協商會議。儘管共產黨作出同意撤退南方八個解放區的部隊、大幅縮編人民軍隊等重大讓步，但雙方在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兩個根本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

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五項協議

「雙十協定」剛簽訂，蔣介石就發布進攻解放區的密令。國民黨的戰略企圖是：完全佔領長江以南地區；着重奪取華北戰略要地和交通線，以分割壓縮解放區，打開進入東北的通道，進而佔領整個東北。

中國共產黨為了保衛人民抗戰的勝利成果，壯大人民革命力量，先後從各解放區抽調11萬人的軍隊和2萬名幹部進入東北，成立以彭真為書記、陳雲等為委員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後由林彪任書記），統一領導東北地區工作。在10月中下旬，解放區部隊連續進行平綏、津浦、平漢（邯鄲）三個戰役，殲滅來犯的國民黨軍隊11萬人，遲滯了他們深入華北進軍東北的行動。

國民黨當局的內戰方針並沒有因軍事進攻失利而有任何改變。至1945年12月初，它用來進攻解放區的總兵力已達190萬人以上。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眾的強烈憤怒。1945年11月下旬，昆明學生為反內戰舉行的時事晚會遭到壓迫和破壞，激起3萬餘名學生舉行總罷課。12月1日，大批國民黨武裝暴徒鎮壓學生，釀成慘案。重慶、上海等地遂爆發聲援昆明學生的罷課或遊行示威。以「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為基本口號的一二·一運動，使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愈加被動。

1946年1月5日，國共雙方達成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1月10日，雙方下達停戰。同一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會議歷時22天，在通過五項協議後，於1月31日閉幕。

但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從來就沒有準備去履行政協協議。政協會議剛剛閉幕，蔣介石就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我對憲草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過，將來再說。」在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他又公然表示，要對政協協議「就其犖犖大端，妥籌補救」。

【關鍵詞】

重慶談判

雙十協定

一二·一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