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是一種對世界失序的回應，那麼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的美學，便是一種在破碎中嘗試重新連結的工作。他不急於為藝術立論，而在動盪、矛盾與不安之中，凝視心靈如何繼續運作。

柯勒律治生活的年代，進步與崩解同時發生。工業革命改變了人的勞動、身體與時間，法國大革命則讓理想迅速轉化為恐懼。這種處境，正好可以用他在《古舟子詠》中那句著名的詩來形容：「水，水，到處是水，沒有一滴可以喝。」世界充滿事物、概念與聲音，卻無法真正滋養人的內在生命。柯勒律治的美學，正是回應這精神上的乾渴。

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想像。對他而言，想像不是逃避現實的幻想，而是一種能夠把分裂之物重新連結的力量。它讓理智與情感不再彼此對立，也讓人與自然重新建立關係。藝術的意義，不在於複製世界，而在於讓世界在心靈中重新生成，暫時恢復整體感。這也解釋了他為何嚴格區分「想像」與「幻想」。幻想只是對記憶的調度，而想像則能創造意義，賦予事物生命。他欣賞莎士比亞，正因他筆下的角色都是矛盾、猶豫、充滿張力、有血有肉的生命體。藝術一旦失去這種想像的生命力，便只剩下形式的空殼。

柯勒律治既不相信藝術只是模仿自然，也不認為藝術可以完全脫離自然。真正的藝術，存在於「像」與「不像」之間：過於相似令人乏味，完全脫離又令人無所依歸。在美的問題上，柯勒律治給出了一個簡潔而深刻的答案：美來自眾多之中的統一。美不為功利服務，也不服從道德，它只是讓人感到一種「無目的」的愉快。在藝術中，我們願意「姑信為真」，明知那是虛構，卻依然投入，而美感正是在這一刻出現。

或許，柯勒律治的美學最動人的地方，正在於他誠實地面對匱乏。「水，水，到處是水，沒有一滴可以喝」，而唯有在想像與藝術之中，人才能暫時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