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幕話劇《筆長城——一張報紙的抗戰》，是獻給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一份厚禮。首次以話劇的形式，全景式展現了「新聞抗戰」這一特殊歷史、特殊領域，充實了民族抗戰記憶的精神寶庫、藝術寶庫。

用話劇的形式呈現《筆長城》，可以說是最恰如其分的。筆，是《大公報》抗戰期間的主要「武器」，筆錄歷史，文章報國，「一枝禿筆」如利劍，橫掃千軍萬馬。長城，曾是《大公報》的重要「戰場」，范長江、孟秋江、邱溪映、方大曾的戰地報道，趙望雲、沈逸千的「塞北寫生」，都跋涉長城內外，熱情謳歌抗戰軍民的忠勇、抨擊日寇的暴行。而話劇，也曾是《大公報》發起文藝抗戰、鼓舞大眾的「舞台」之一，組織「大公劇團」，義演募捐，支援抗戰，鼓舞士氣民心。

因此，對於《大公報》而言，話劇《筆長城》，既是抽象的，又是具象的。可謂，用筆寫「筆」，以劇演「劇」，歷史與現實呼應，戲裏與戲外映照。

《大公報》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在十四年抗戰期間，從一九三一年獨家報道「九一八」事變，到一九四五年那令人笑淚交織的「日本投降矣」，《大公報》與抗戰相始終，留下了最完整的新聞紀錄。十四年間，《大公報》誓不在日寇鐵蹄底下出版，為此六遷館址，播遷數萬公里。要將如此海量的信息，濃縮到話劇舞台上，殊為不易，極其考驗創作者的駕馭能力。

《筆長城─一張報紙的抗戰》在總體架構上，以新記《大公報》的「三駕馬車」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為牽引，尤其是突出聚焦胡政之、張季鸞，以他們為「雙核」，以報館編輯部為樞紐，有機聯結范長江、王芸生、蕭乾、呂德潤、彭子岡等《大公報》的記者、編輯，進而通過他們的足跡，很自然地聯通了從延安作家群到山西抗戰前線，從香港揭露「汪日密約」到重慶談判，從天津一萬期報慶到印緬戰場，等等跨度極大的場景，世界風雲，千頭萬緒，收束一「紙」。

並且，通過報紙這一獨特紐帶，上至政、商、文「頂流」，下至報童、士兵、小販等「底層」，不同群體的家國情懷，熔於一爐。可謂，繁而不雜，紛而不亂。

《筆長城》細膩刻畫了愛國報人的形象，這在以往的中國話劇史上都是很鮮見的。譬如，吳胡張「三巨頭」在報館運籌帷幄部署報道「九一八」，胡政之對日本「筆部隊」義正詞嚴的鏗鏘回擊，張季鸞站在重慶稻田的深情回憶、告白、囑託等，都非常具有典型意義和高度的概括性，因而極具表現張力，很好地提煉了個中的文化氣質，萃取了報人抗戰的獨特價值。通過這些「封面」級的場景再現，讓《大公報》堅持十四年為抗戰鼓呼吶喊的「新聞長征」，帶來剛柔相濟的藝術感染力。

在藝術形式上，《筆長城》也有很多新穎生動的創新手法。譬如，每一幕的啟幕，伴隨《大公報》的發展足跡和播遷路線，用天津數來寶《津門開》、京韻大鼓《盧溝月》、上海說唱《淞滬祭》、湖北大鼓《長江血》、四川藝人茶館說書擺龍門陣《重慶霧》、香港民間藝人在維港演唱地水南音《孤島殤》、桂林漁鼓《灕江恨》等等，迅速將觀眾代入新場景。而且，其作用遠不止此。抗戰中，《大公報》每到一地，便迅速扎根，贏得人心，就在於絕不把自己當成一個浮光掠影的「過客」，而是根植於不同的水土，扎實生長。還有周小燕原唱版的《松花江上》《歌八百壯士》《長城謠》，聲聲入耳入心，種種極富地域文化特色、打上時代風雲烙印的音樂和曲藝，既實現了自然的轉場、開場，起承轉合，別具一格，而又與劇情完美契合，烘托了《大公報》的人民性，時時與抗戰脈搏同頻共振。

話劇還多次採用《大公報》老報紙的標題、社評、版面，巧妙地作為解說、提示、背景，成為一種特殊的舞台元素。歷史與現實時時勾連，移形換影，一種強烈的縱深的時空感，撲面而來，將觀眾拉回到八十年前、九十年前。這也是報人抗戰這一題材的又一特殊「道具」。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看今朝，道義落鐵肩。胡政之、張季鸞老一輩的報業先驅，在抗戰硝煙中創造了新聞史上的傳奇，築起了一座精神豐碑。通過《筆長城─一張報紙的抗戰》，他們將第一次如此齊整地作為主角，登上當代話劇舞台。他們的愛國熱忱，也將通過話劇的藝術表達，得到銘記、傳承與弘揚。正如劇中所言，「一支帶有溫度燃燒血性且永遠不熄的新聞火炬」，從此佇立於藝術之林，散發更多的熱量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