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世界在多重裂變中步入一個極不平凡的歷史節點。未來，全球產業鏈的新一輪空間布局將如何演進？這將如何深刻影響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筆者試圖圍繞這些關鍵問題展開討論。

在去年4月美國政府推出「對等關稅」之後，連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不得不感慨，中國多年前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確實有「先見之明」。在此百年變局背景之下，中間地帶國家加快抱團取暖，試圖在中美之外打造相對超脫的「中間板塊」。

百年變局不僅僅體現在地緣經濟、地緣政治領域，人工智能（AI）和數字技術及綠色技術領域的發展進一步衍生出新的競爭，也推動着國家間博弈的加劇。

地緣經濟領域，「對等關稅」政策疊加美國產業安全戰略升級。2025年4月，美國通過行政命令對主要貿易夥伴施加「對等關稅」，再通過一系列雙邊談判試圖在全球範圍重排關稅結構。美國貿易代表將這一做法稱為所謂「特恩貝里體系」，宣稱要在「對等」名義下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新貿易秩序。

地緣政治方面，衝突長期化與「通道安全」風險明顯抬升。俄烏戰事拖延不決，中東局勢與紅海危機交織，2025年又爆發了以伊短期高烈度衝突，黑海、紅海、波斯灣等航道和周邊港口的安全風險整體上升，部分關鍵航線不得不在「高警戒」、「高成本」狀態下運行。

技術領域，AI與數字技術變革疊加中美科技競爭顯著加劇。以2025年1月深度求索（DeepSeek）發布DeepSeek-R1為標誌，中國大模型在推理、數學和代碼生成等關鍵指標上已逼近，甚至局部對標美國前沿水平。這一進展強化了美方對技術外溢的警惕，成為其收緊對華出口管制的重要動因。同期，美國推出「AI擴散框架」等新規，擴大對高端圖形處理器（GPU）、雲算力服務及閉源模型的管轄，並推動國會立法，使相關限制更具系統性與長期約束力。

綠色轉型與新能源產業鏈也在重塑能源地緣格局。在碳中和目標驅動下，各國加速實施碳定價、碳邊境調節機制等政策，推動新能源汽車、光伏和儲能等產業迅猛發展，帶動鋰、鈷、鎳、銅、稀土等關鍵礦產被普遍納入「國家戰略資源」的範圍。由此在傳統「油氣政治」基礎上，一套以關鍵礦產為核心的「礦產政治」體系正在形成。

「中間板塊」冒起

在此背景下，中間國家的戰略主動性顯著增強。一批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開始在中美之外尋求第三種路徑：更加謹慎中立、彼此更緊密一體化的方式。一方面，歐盟在對美信任下滑、對華分歧增加的背景下，更強調戰略自主，探索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高標準經貿規則平台的制度對接。

另方面，新加坡、阿聯酋等中小經濟體牽頭發起「未來投資與貿易夥伴關係」等小多邊機制，試圖通過數字貿易、開放規則和供應鏈合作，把一批志同道合國家團結在一起。

上述表明，越來越多國家希望在維持與中美雙向互動的同時，通過規則聯盟和區域聯結構建「中間板塊」，這一力量正在成為推動全球產業鏈版圖演變的重要力量。

變局呈現五大特徵

與前述衝擊相應，全球產業鏈重構呈現出以下新特徵：

第一，產業鏈供應鏈形成多節點「散而不碎」的特徵，可調度化上升。在各種地緣衝突的不確定性之下，單一國家生產基地的模式正在被「多節點布局＋區域網絡」所取代。2025年以來，一批跨國企業在公開表述和實際動作中，強調要在關鍵區域形成「2至3個可替代生產基地」，例如在東亞同時保留中國和東南亞產能，在北美同時利用本土與近岸生產，再輔以歐洲或中東的補充節點。

全球生產變得更加分散，但從龍頭企業視角看，供應鏈並沒有碎片化，而是演變為多節點、可調度的網狀體系─零部件、工序和產能在多個國家之間不斷「重新拼裝」，企業通過動態調度，在不確定的環境中換取整體運行的連續性與韌性。

第二，供應鏈的全球布局轉向「小步快跑、輕重分步」。為應對諸多不確定性，跨國公司的投資轉向謹慎，在關鍵市場普遍採取「最小化成本以應對不確定性」策略，比如先以組裝、售後、品牌與渠道等輕資產、輕投入方式應對變化，再視衝擊變化的持久性做出決定，看是否追加本地化生產和重資產投資。

由此，供應鏈重構呈現出「小步快跑、先輕資產再重資產」的節奏，這提高了機動性和迴旋空間，但也意味着大規模、一次性的投資呈現下降趨勢。根據《2026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給出的2025年第一季度數據，全球FDI（外資直接投資）交易金額和項目數量均跌至歷史低位，其中全球FDI流量較上個季度下降14%，按年也下降了15%。

第三，「礦產政治」與傳統「油氣政治」疊加。綠色轉型和新能源產業興起，在既有「油氣政治」之上催生出以鋰、鈷、鎳、銅、稀土等為核心的「礦產政治」體系。新能源礦產國家雖難以短期取代油氣大國，卻明顯稀釋後者在能源地緣格局中的地位，其戰略地位和議價能力急升。

第四，供應鏈從物理網絡走向雲空間，局部技術體系加速「雙軌化」。以DeepSeek等為代表的AI技術進展縮小了中美在部分領域的差距，美國則進一步收緊在相關領域的出口與服務管制。同時，供應鏈不再只是零部件與商品的物理流動，而日益演變為算力、算法與數據在不同監管體系間的配置問題。

圍繞數據本地化、雲服務安全、AI監管等議題，各國密集出台規則，中美之間在算力基礎設施、技術標準和平台生態上的分化趨勢加快，全球供應鏈在數字與AI維度上出現某種「雙軌化」雛形。這既顯著抬高了企業在數字環節的合規與協同成本，也增加了部分發展中國家在高端數字產業鏈中「搭便車」的成本與難度。

第五，中間國家抱團取暖，產業鏈重構放緩且複雜化。一批不願完全選邊站隊的中間國家開始更主動地抱團取暖，試圖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爭取更多集體話語權與緩衝空間。這為跨國企業提供了「繞開中美直接對抗」的布局空間，推動部分產能和貿易流向這些國家。

同時，由於這些經濟體本身也在強化本國產業政策、提高關稅與本地化要求，導致全球產業鏈重構並未形成順暢的「新主軸」。結果是，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方向在空間與節奏上往往表現為「放緩而複雜化」─企業更多是在中國、美國以及「中間地帶」之間做有限度的多點布局，而不是大規模、一次性的產業鏈遷移。

中國面臨三重機遇

從全球產業鏈重構視角看，中國面臨三重結構性壓力。一是製造網絡向「多節點協同」演進，這雖然伴隨產業外遷壓力，但中國仍是關鍵核心節點。二是中美技術「雙軌化」加劇，美方在芯片、算力、軟件及數據規則上構築「軟封鎖」，抬高中國的技術、產業升級成本。三是「礦產政治」與「中間板塊」崛起，各國追求供應鏈多元與規則主導，中國難以延續過去以規模和成本自然集聚產能的模式，博弈複雜性顯著上升。

不過，中國也面臨以下主要機遇：首先，全球產業鏈「散而不碎」的趨勢，客觀上削弱了任何單一國家限制中國的能力。只要穩住超大規模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中國完全有條件從「世界工廠」升級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樞紐」。依託在系統集成、標準制定、柔性製造和供應鏈控制塔等方面的能力，中國可以憑藉「組織協調力」而非僅靠成本優勢留住優質產能。

第二，技術「雙軌化」既是封鎖壓力，更是倒逼自主創新的歷史契機。中國在大模型、垂直行業場景落地和工程化應用方面已形成比較優勢。若能將這一優勢與自主算力底座、開源生態、國產軟硬件協同機制深度融合，有望在全球南方和中間國家提供一套「好用、可負擔、不完全受制於美」的技術選項。這不僅可緩解外部封鎖，更可能轉化為制度性公共產品，助力中國從「技術跟隨者」向「規則共建者」躍升。

最後，「中間板塊」「礦產政治」的興起，為中國參與重塑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開闢新空間。圍繞「資源─冶煉─材料─裝備─市場」全鏈條，中國可與關鍵礦產國及新興中等強國設計一攬子合作機制，並在本幣結算、區域金融安全網、可持續債務重組、氣候融資、AI技術等領域深化協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