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聖賢也會犯錯。孔子就曾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可見是有「過」的。他還曾自我檢討：「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錢穆《國史大綱》論述元代社會階級時提到：「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此見陶宗儀輟耕錄。」然而，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並沒有這個記載。

以前學者皓首窮經，翻查典籍，摘抄筆記，可能仍會百密一疏。當今科技發達，大量古籍都已形成電子化的數據庫。輕點滑鼠、鍵盤，海量資料頃刻可得。已經足可證明，各種版本的《輟耕錄》皆無「九儒十丐」。這一說法的最早出處是一些南宋遺民在元初的著作，如謝枋得《疊山集》、鄭思肖《鐵函心史》等。故而應是錢穆先生誤記無疑。

另一位歷史大家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引用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在「裕陵」處註釋「按：神宗廟號」。這個無需考證，乃有史學功底者就可一望而知的常識錯誤。神宗，即宋神宗趙頊，其廟號即是「神宗」，謚號為「英文烈武聖孝皇帝」，死後葬在永裕陵，亦可簡稱為「裕陵」，此為其「陵號」，而非「廟號」。這一低級錯誤，應為教授的無心之失。

而像錢穆先生對「九儒十丐」出處的誤引，或許是對記憶裁剪失誤造成的想當然。《南村輟耕錄》是元人筆記的頂流，是著史者最常用的工具書之一。然這一誤引，確容易誤導讀者。畢竟以錢穆的學術地位，大多數讀者對書的內容是深信不疑的。當然，此類訛謬，不可以微瑕而掩瑜，但亦大可不必去刻意忽視瑕，為尊者諱。實事求是，始終為治學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