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宏觀與微觀：推動融合紅利普惠於民

破解宏觀與微觀的落差，關鍵在於將大灣區融合的宏觀藍圖，轉化為企業和市民可感受到和可獲得的切實便利與益處。宏觀層面上，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等概念及相關重大基建正有序落實；但微觀層面，類似於過去CEPA「大門開了、小門未開」的障礙依然存在，規則差異繼續阻礙要素高效流動與市民跨境生活需求。因此，未來五年的攻堅重點應放在深化「軟聯通」與「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工作須聚焦於投資者在跨境生產與服務、市民在跨境生活中最迫切的「痛點」。例如在河套區等合作平台，應深化科研人員、物資、樣本和數據跨境便捷流動的「白名單」機制；金融領域可探索擴大跨境理財產品、深化跨境服務的互聯互通，便利粵港澳居民資金的合理流動；民生領域則需推動更多職業資格互認、醫療社福保障銜接和政務服務「跨境通辦」。目標是實現要素流動暢通無阻、協同效益顯著提升、生活實現無「跨境障礙」的便利，讓區域融合的宏觀紅利真正惠及每一個微觀個體。

四·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聚焦要素流動突破

認識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在於準確識別並突破制約大灣區深度融合、構建統一市場的根本障礙。當前，粵港澳三地在「一國兩制」下存在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律制度的客觀差異，構成區域融合的基礎性矛盾。而在眾多衍生問題中，生產要素，尤其是資金、人才與數據的高效便捷流動，是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率先突破這一關鍵，將為各類跨境產業與民生活動提供有力支撐，並帶動次要矛盾的化解。

在「十五五」時期，香港應積極聯動大灣區內地城市，集中力量推動這些關鍵領域的突破創新。三地政府可充分發揮河套、前海、南沙、橫琴等前沿地區作為「試驗田」的功能，推行更大膽的「先行先試」，形成可複製和推廣的經驗，從而帶動大灣區一體化水平的整體提升。

五·特殊與一般：發揮香港獨特優勢

平衡特殊與一般的關係，要在遵循區域發展普遍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打造融合發展典範。香港的「特殊」在於「一國兩制」下「一制、一關、一幣」的制度特色、高度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以及普通法體系等，這些構成香港在國家戰略發展中所能持續的獨特優勢。例如，香港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使其成為理想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國際調解院總部的落戶便是明證；其自由港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則是大灣區連接國際與國內市場、做好「超級聯繫人」作用的關鍵支點。

「一般」則是指區域經濟與社會協同發展、創新要素集聚、產業升級轉型等普遍規律。未來五年，香港應在遵循這些規律的同時，將自身的特殊優勢發揮到極致，成為大灣區區別於其他世界級灣區的競爭力來源。例如金融領域，可利用香港的貨幣與金融市場優勢，協同內地探索人民幣國際化、綠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新路徑；在科技創新方面，可借助香港的國際化科研環境與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和機構，構建港深穗協同發展的創新模式。目標是將「制度之異」轉化為「制度之利」，實現香港與大灣區的持續共贏。

筆者認為，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須在落實上述發展思路中扮演「促進者」的關鍵角色。為此，財政預算案應體現戰略思維，引導香港社會與經濟的長遠發展。筆者建議財政預算案設立具明確目的與功能的專項基金，例如增資推動北部都會區基礎建設，並針對創新科技、綠色金融、數字經濟等未來產業提供落地支持，既展示推動長遠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決心，也體現全力配合國家政策與大灣區發展的積極態度。

此外，財政預算案可推出更具針對性的發展計劃與稅務優惠，一方面鼓勵企業與科研機構落戶北部都會區重點產業、參與大灣區聯合研發項目、聘用跨境科研人才；另一方面透過稅務寬減、資助計劃及與專業團體、商會、地區組織合作，助力本地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把握機遇轉型升級，同時培育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動能和社區資產。更可透過多元化的宣講、考察等方式，持續協助中小企與市民深入了解大灣區發展機遇並掌握資訊來源，化被動為主動，開拓新的發展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