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着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愈來愈多內地企業意識到，若固守本地市場，發展空間將日益受限，「不出海，就出局」已成為不少內企必須直面的現實。國家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錄得年比增長8.4%，其中民營企業的投資額增速更達到24.6%，反映出內地企業主動布局海外、尋求新增長動力的迫切態勢。

這不僅是數量的增長，更是出海模式與內涵的深刻演進。作為本系列評論的上篇，本文將重點分析內地企業出海模式的演變、新興市場的機遇，以及簡述香港服務體系的當前建設與挑戰。

過去，內企出海主要依託勞動力與成本優勢，通過對外貿易將產品銷往全球。隨着內地生產成本上升與國際貿易環境變化，部分企業轉向產能出海，在海外設廠以貼近市場。然而，這兩種優勢模式高度依賴價格競爭，限制利潤增長空間，且易受關稅壁壘衝擊。在全球供應鏈重塑與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傳統出海模式面臨挑戰。

躍升為「生態主導者」

在此壓力下，企業出海模式正經歷由成本導向過渡至價值導向的深刻轉型，逐步邁向品牌出海與科技出海的高增值階段。一方面，科技出海推動企業輸出核心技術、專利與服務，謀求佔據產業鏈上游。另一方面，品牌出海則幫助企業實現從代工跨越到自主發展，提升溢價能力與用戶忠誠度，從而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

伴隨這一轉型，企業在出海過程中衍生出更為多元、專業的服務需求，涵蓋海外市場調研、跨境融資、團隊組建、知識產權保護等，貫穿前期規劃到在地發展全流程。

然而，中美貿易摩擦持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均增加了企業在歐美傳統市場的營運風險。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內地企業主動調整全球布局，將目光投向新興市場。數據顯示，2025年國家對「一帶一路」市場的進出口量已佔總額的半數以上。其中，對東盟、拉美的增長接近10%；對非洲的出口規模更相當於對美出口的一半以上。

這些新興市場不僅有助於企業分散貿易風險，其產業結構更與內地企業的出海動能緊密契合：東盟、拉美、非洲等地在承接製造業轉移方面仍具比較優勢，同時也在數字經濟、綠色能源、基礎建設等領域產生新的需求增長點，為內地企業從產品輸出邁向科技輸出提供了重要舞台，推動企業出海格局走向更加均衡多元。

面對企業出海模式的升級與新興市場的拓展趨勢，國家不斷深化「走出去」戰略，逐步構建起支持企業出海的政策體系。自1979年首次提出「出國辦企業」至今，國家相繼推出稅收指引、合規指南、海外服務體系建設等政策，並在「十四五」規劃、「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體現國家對企業出海的長遠布局。

香港積極主動對接國家戰略，不斷完善相關政策部署：從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發展「總部經濟」，到2024年推動「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再到2025年宣布跨部門成立「出海專班」，啟動「香港專業服務出海平台」與「出海專業服務專家委員會」，體現政府致力於整合資源、優化流程，為企業提供全流程、一站式及高質量的出海服務。

出海模式轉向高增值

這些舉措已初見成效。數據顯示，2018年至2024年間，母公司在中國內地的駐港公司數量從1591間增長至2620間，增幅達64.7%，其中2024年增長尤為顯著，反映出香港作為內地企業出海首選平台的吸引力正持續提升。

儘管香港在專業服務等方面優勢突出，內企在利用香港出海平台的過程中仍面臨兩地服務協同性不足、融資渠道有限、落地資訊不透明等問題。這些問題若未獲改善，將影響香港出海服務的整體效能；同時決定了香港能否從「服務提供者」躍升為「生態主導者」。

我們將在下篇中，對這些挑戰的解決方案進行深入探討。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