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總理卡尼時隔八年的訪華之行取得巨大成功。雙方在政治上恢復戰略夥伴關係，關稅問題化解並簽訂經濟長期合作協議。

中加關係正常化當然離不開特朗普重返白宮這一背景。但從技術因素講，加拿大確實作了非常充分的準備，這可從其組建的極其豪華的天團代表團得以印證。

一國領導人率團出訪，從成員組成就能得知其決心、目的和可能取得的成果。比如德國總理默茨第一次訪問亞洲就去了印度。表面上看是重大突破，頗有擺脫對中國依賴之意。可是作為德國第一大產業的汽車業，卻無一人陪同訪問。這一點就洩露了默茨之行實質上不過是具象徵意義而已。

我們先看陪同訪問的內閣成員。除了外交部長之外，能源與自然資源部長、農業部長、工業部長、貿易部長悉數陪同訪華。

加拿大經濟結構一向以對外出口為主，特別是能源。因此能源與自然資源部長一職是內閣中掌管經濟命脈的核心職位之一。擔任此職務的蒂姆·霍奇森頗有來頭，他是總理卡尼的「鐵桿盟友」與智囊。早在卡尼擔任加拿大央行行長期間，霍奇森就曾擔任他的特別顧問。雙方都有深厚的金融背景和相近的思維方式。由於長期以來加拿大90%以上的能源出口依賴美國，在當前美加貿易摩擦的背景下，霍奇森的核心任務自然是能源與關鍵礦產領域和中國的合作。

率「天團」訪華意涵深遠

再看農業部長希斯·麥克唐納。一看到農業兩字，熟悉國際關係的人都會想到中加兩國以「油菜籽」危機為代表的衝突。這個問題的解決意味着重新打開中國市場，更標誌着中加矛盾的化解。了解加拿大政壇的人都清楚作為務實派的代表，他的出現標誌着此次訪華「經濟優先」的性質定調。不僅如此，他還是中加破冰的先行者：去年中加高層通話後，麥克唐納就曾先期訪華「踩點」。

工業部長喬利面對的是中加一直以來最敏感的電動車關稅和相關供應鏈議題。此前加拿大跟隨美國對中國電動車徵收100%附加關稅，中國進行了反制，現在這一問題的化解她自然功不可沒。此外，和美國略有不同，加拿大還是主張和中國在人工智能進行合作，特別是在應用層面。喬利的角色實質上是卡尼內閣的「首席談判專家」。需要指出的是，她此前擔任過外交部長：說明了卡尼此次訪華的邏輯─「外交服務於工業與經濟」。所以她的出現同樣象徵着加拿大這一屆政府的務實性：來就是化解問題和提升關係的。

這份「高配置」代表團中另一位要角就是貿易部長西杜。他是負責落實最具體貿易指標的關鍵人物，積極為本國產品開闢非美國市場，也是卡尼政府實現「貿易多元化」戰略的直接操盤手。他此前剛剛訪問了中東，現在又再隨團訪華，就是要在「特朗普2.0時代」全球貿易動盪背景下，為加拿大尋找戰略支點。總的來說，他可為此次訪問成功與否的「晴雨表」，標誌着加拿大政府把對華關係從「情緒化政治」轉向「結果導向型商業」。當然他也不負重望，此次關稅問題的解決與他的工作密不可分。

隨同訪問的內閣部長還有一位排序上的二號人物：外長阿南德。阿南德有三個特殊背景和特點，一是曾擔任過國防部長，二是印度裔，三是她對華態度非常務實。她一再強調在當前的全球地緣政治環境下，加拿大需要「分散貿易夥伴」，目標是在未來十年內將非美國貿易提升50%。

這種背景讓她在處理複雜的「印太戰略」與「對華破冰」之間的關係時，具有獨特的政治迴旋餘地。自然她的任務非常艱巨：不僅要重啟和中國的對話，解決關稅摩擦，還要向華盛頓傳遞一個信號：加拿大正在重新審視其「大陸戰略」，尋求更多的外交獨立空間。她身上頗有中加美印混合一體的味道。客觀地說她是加拿大地緣戰略的集中體現者。

除了內閣部長，還有幾位不得不提。一是號稱代表團中權力最核心、也是最隱秘的「大腦」、靈魂人物總理幕僚長布蘭查德。

對華關係全面「重置」

作為總理幕僚長，布蘭查德是卡尼政府的「守門人」和首席戰略官。他在名單中的重要性甚至在某些層面超過了隨行的內閣部長。從資歷看，他是資深外交官與商業精英的結合：曾任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和魁北克頂級投資機構的執行副總裁。這種「外交＋金融」的雙重背景，與卡尼總理的個人履歷完美契合。他於2025年7月正式出任幕僚長，成為卡尼外交政策的首席設計師，被認為是將加拿大外交從「價值觀導向」拉回到「現實利益導向」的關鍵推手。此次訪華要實現平衡對美貿易戰和對華破冰，很大程度上出自他的手筆。

二是同樣處於加拿大政府權力核心、總理國家安全與情報顧問德魯因。她的出現具有極強的指標意義：既反映了當前中加關係的特殊複雜性，也體現了對中加關係長期穩定的重視。因為它意味着卡尼政府希望在推進經貿合作的同時，也與中方建立一個高層安全溝通通道，以管理和減少由於情報或安全猜忌導致的誤判。

三是來自地方的莫伊省長。他所在的省既是加拿大的農業心臟，也是全球最大的油菜籽產區。去年9月就曾先行率團訪華「探路」，更是在此次卡尼訪華發揮了重要的游說作用。不言而喻，他的出現，是此次訪華「務實貿易」定調的最強信號。

最後一個則是華人聯邦議員馬榮錚。不用多說，含義大家都懂。

正是這樣一個超級天團的組成，確保了訪華的成功和中加關係的重置。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