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的韌性將持續顯現，長期向好的態勢不變，同時在新動能加快培育、新增長點持續累積的過程中，中國經濟有望在體量規模及人均水平實現新的躍升。
理解中國經濟政策，需要有系統性的思維，而中國經濟由量變到質變憑藉的正是系統觀念、全局思維。客觀上，由於中國所存在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必然通過深化改革來破題。因而，早期中國催生了鄉鎮企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新的模式，後來又通過經濟特區的模式來推動形成改革開放的「窗口」，推動實現「招商引資」，從而帶動早期各類初級產業發展，一步步建成「世界工廠」。經過長期積累，中國的經濟規模不斷躍升，連續十五年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研究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不能脫離歷史的土壤，也不能無視客觀的發展條件、資源稟賦及制度環境。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某種程度上適應了當時特殊的國際內外發展環境。
過去成功的經驗模式能否持續？需要從兩個維度分析：一方面，當前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和全球佔比已今非昔比，加快轉型高質量發展，需要擺脫傳統的增長路徑依賴；另一方面，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等逐漸加劇，「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動盪。總的來看，深化改革仍是必選項，而通過連續性的政策，為深化改革創造比較穩定的政策環境，確保改革循序漸進，且更具靈活性。
發展政策堅持以我為主
「十四五」時期，中國的宏觀政策堅持「以我為主」，把握政策調整的主動權，確保政策工具箱的充足。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實施，創設了多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確保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精準性，避免了「大水漫灌」，同時依託結構性降息、定向降準政策支持薄弱環節，推動社會綜合融資成本進一步降低，201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央行累計10次下調政策利率。人民幣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下降至2025年9月末的3.67%，降幅2.5個百分點。科技、綠色、普惠、養老產業和數字經濟產業等重點領域貸款都保持了兩位數增長，明顯高於全部貸款增速。
二是財政政策的重點發力，通過發行特別國債及適度抬高赤字率，充分發揮財政資源的顯性效果，較快地推動經濟實現復甦性增長，同時這些財政資源在收支平衡、總量和結構方面形成了較好的均衡，避免了大量過度舉債。統計來看，2025年中國財政赤字率按4%左右，新增政府債務規模11.8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遠超前幾年的平均水平，但從國際比較上來看，中國政府負債率依然較低，遠低於G20國家的平均政府負債率水平。
中國堅定發展製造業有深層次原因。一方面，中國作為後發國家，短期內發展新興產業和融入全球化面臨資金短缺、技術薄弱、人力資本開發不足等難題，因而中國率先發展初級產品和加工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推動中國完成了資金積累和技術迭代，形成規模效應後迅速轉向知識、資本密集型產業。統計顯示，中國研發投入強度超過2.6%，是非專利密集型產業的2.4倍；專利密集型產業的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2020年的11.97%提升到2024年的13.38%，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穩步提高。2025年中國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升至17.1%。
另一方面，中國在政策引導的同時，加大市場化的資源配置。中國製造2025年規劃作出長遠部署，主動適應全球製造業格局面臨重大調整的環境變化，瞄準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點領域，逐漸從規模效應轉向價值鏈地位的提升，在此期間中國培育一批世界級的跨國企業，比如華為、比亞迪、美的、海爾等。例如在創新驅動方面，中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成為增長引擎，包括高端機床、工業機器人的出口增速都在雙位數以上，躍升為工業機器人淨出口國。
「十五五」規劃建議指出要「保持製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國的製造業規模有望連續16年保持全球第一。橫向比較，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23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25.5%，同期美國、日本、德國這一比值分別為10.25%、20.58%、18.94%。
正是由於製造業的穩健發展，為中國經濟向新向優發展注入了強勁動能，主要體現為：（1）規模持續領先。自2010年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國以來，中國製造業規模已連續16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製造業增加值達到34.7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1%。（2）體系完整優勢。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0個中類、500個小類及700多個細類的國家，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3）企業主體活躍。中國製造業企業總量已突破600萬家，市場主體充滿活力。其中，64家製造業企業入選2024年世界500強，並培育了超過14萬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和1557家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
有為政府結合有效市場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解釋，現在的理論均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制度、文化作為前提，但基於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產業、制度安排，經濟發展的過程是內生性的。由於發展條件的相似性，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智慧，也將有助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克服發展和轉型中的困難，實現現代化的夢想。
中國的發展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何啟示？歸納來看，有兩點經驗啟示：一是借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推動，各國可以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而且需要有正確的發展戰略才能充分挖掘潛力。二是根據一個國家不斷演化的比較優勢，採取循序漸進的務實方法將「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並用，形成了市場和國家功能的有機融合、互補，二者相得益彰。
比如中國的產業引導基金，已經成為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驅動器。截至2024年底，中國政府引導基金的規模已達約3.35萬億元人民幣，覆蓋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即便從發達國家來看，要實現經濟增至和體量規模的躍升，同樣不能完全依靠市場自發的力量。日本、德國和韓國等早期的後發國家，起初都是在政府支持下發展工業、製造業等，包括汽車、電子產業、精密製造等，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財政資金，以及低成本的信貸，在市場開發方面也依賴政府部門拓展經貿關係，以及通過產業政策進行引導，包括科研資助、成果轉化等。
因此，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有機結合，正是利用後發優勢較快地完成工業化。具體展開來看，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比較優勢。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遵循比較優勢是快速發展的處方。某一時點的比較優勢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遵循一國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是實現快速發展、消除貧困和收入收斂的最好辦法。即後來者優勢，利用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引進先進技術後消化創新，創新成本比發達國家低，發展速度比較發達國家快。
二是有為政府。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發展資本密集和規模很大的現代化產業，這些產業在市場中無法自發地發展起來，存在許多結構性障礙，市場無法有效配置資源，會出現市場失靈，必須由政府主導建設，這就是有為政府的來源。中國在產業政策方面的成功，正是源於中長期的戰略規劃和產業政策支撐。
三是有效市場。企業家關心的是利潤，需要有價格信號來指導企業家的技術選擇，這些指導涉及他們將進入哪個行業，以及他們將採用哪種類型的技術。同時，還需要相對價格反映相對豐富的要素稟賦，以及相對價格重新反映要素稟賦稀缺程度的相對規模，從而引導企業家做出正確的產業選擇和技術選擇。中國通過政府產業引導基金、金融資產投資等破解科技投融資困境，支持大量專精特新中小企發展壯大。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