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貿易的繁榮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增長，改變許多新興國家的落後發展局面，同時為發達國家供給大量商品，這種國際分工正是基於比較優勢而實現全球產業鏈的互補。當前全球化面臨衝擊，特朗普2.0再次發動關稅戰，其規模和影響遠超預期，世界經貿陷入動盪和崩塌的邊緣。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學家預測，2025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長率為2.4%，2026年為0.5%。
為何出現貿易衝突？以及為何存在貿易保護主義？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在2023年出版的書中，對美國以往堅持的自由貿易政策進行抨擊，認為美國自由貿易政策讓經濟陷入空前困境，進口商利潤飆升，製造業卻大量流失。特朗普兩屆任期極力倡導「美國優先」政策，指當前國際分工體系不利於美國利益，美國每年錄得巨額貿易逆差。據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2024年美國國際貿易逆差為9184億美元，逆差比2023年增長17%。2024年11月，特朗普經濟顧問斯蒂芬·米蘭主導撰寫了《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用戶指南》。米蘭主張通過高關稅和弱美元政策調整貿易逆差，重構美國競爭力。報告提到，對現行經濟秩序的不滿深深植根於美元的長期高估和非對稱的貿易條件。這種高估使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進口價格低廉，從而制約了美國製造業的發展。但是，「米蘭報告」卻忽視了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巨大獲利，以及美國跨國企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所獲得的收益。
自由貿易體系遭破壞
如何理解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關稅貿易戰？「米蘭報告」其中的一些論點和戰略貿易理論有部分相似點。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等人提出戰略貿易理論，代表性事件是1984年克魯格曼在《美國經濟學評論》發表的《工業國家間貿易新理論》，主張更新國際貿易分析框架，提出通過出口補貼、研發補貼和進口關稅等政策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優勢。當時，日美貿易戰期間，里根政府正是通過關稅與產業保護政策成功抵禦衝擊。現實而言，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身並非一本萬利，首先會破壞基本的貿易環境，加劇競爭，如早期的美德貿易博弈、美日貿易摩擦以及後來的日韓貿易競爭等，短期內為本國廠商贏得了競爭，但長期卻增加自由貿易的門檻和壁壘。對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市場而言，全球貿易體系正逐漸被這些優先事項所影響。特朗普政府意圖通過強制性關稅和補貼政策推動美國製造業回流，表明戰略貿易理論的深化反而可能激化貿易衝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大國正在背離由其自己創建的自由貿易體系。
美國經濟學家吉恩·格羅斯曼認為，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取得的利益是以貿易夥伴的損失為代價，因操縱貿易條件的政策招致報復，導致所有國家的貿易環境惡化。美國貿然發動關稅戰，即在表明美國在「轉嫁」內部所面臨的高債務和高估值的美股泡沫風險，以此限制新興國家的發展。對新興國家來說，擺脫對核心國家的依附過程將付出較大代價。客觀而言，後發的新興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目標時經歷從模仿學習到追趕，其間發達國家順暢地實現了在全球體系中向半邊緣及邊緣國家進行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成本轉嫁。國際分工引發的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差異，使後發國家獲得相對收益，核心國家則擴大了商品和服務市場，獲取更大的金融資本利益。研究發現，在全球化時代，核心國家利用跨國公司、國際資本、技術優勢等實現更大利益的本質。新興國家承受核心國家的「成本轉嫁」，以至在國際競爭中享受的收益和承擔的風險高度不對稱。
新興國家推動「去依附」
新興國家在應對核心國家「成本轉嫁」時可能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大量新興國家在出口上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短期內很難扭轉局面，將被迫談判及接受美國的霸王條款。唯一的出路在於「去依附」，但成本代價高。數據顯示，2025年首三季，越南的對外商品貿易順差下滑至168.2億美元，按年下降達20.5%。因關稅貿易戰衝擊，新興國家被動或主動地調整自身的角色定位，既要依靠自身的改革和創新，並加強多邊關係及區域合作的共生協調。因而，在面對美國關稅貿易戰愈演愈烈之時，全球南方崛起，推動再全球化的內在動能更強，非美貿易市場逆勢增長。
回到當下，特朗普2.0關稅戰仍在發酵，其引發的長期風險和對全球化的衝擊不可小覷。具體有三個維度：一是自由貿易體系遭遇重創。「對等關稅」政策違背自由貿易原則，將美國自1945年以來所推動建立的自由貿易協定機制推向瓦解的邊緣，信任赤字和貿易協作的空間受到擠壓，將保護主義推向高點，多數新興國家在同美國的「對等關稅」談判處於劣勢；二是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原本2018年貿易戰及新冠疫情衝擊已經引發全球產業鏈重構、供應鏈重組的新趨勢，「關稅戰」的爆發將加速這一進程，美國主導的「脫鈎斷鏈」將人為製造貿易的衝突和分裂；三是「去依附」的進程加快。多數新興國家的貿易和金融體系高度依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國際分工體系下這種「依附」關係存在諸多弊端，但要擺脫「依附」卻不得不承受更大的風險成本。
關稅無助解決美財赤
克魯格曼公開批判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關稅貿易戰，現在的美國似乎陷入了一種自我陶醉的狀態，不僅美國總統宣稱美國取得了勝利，就連內閣成員也極力吹捧美國的關稅政策。全球而言，反對保護主義的聲音有增無減。本質上看，各國和地區已經深度嵌入全球化體系，參與國際分工，而且產業鏈和供應鏈已經形成緊密的聯繫，關稅貿易戰這種形式僅抬高了貿易成本，而對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仍然無濟於事。通過增加關稅收入對解決美國財政赤字問題只是杯水車薪，反而製造了新的貿易失衡。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奧認為，目前的關稅政策難以解決美國的債務問題、競爭力問題及製造業問題。事實上，美國的商品貿易逆差處於持續攀升的階段，這一逆差主要指的是商品領域，具體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國中低端的製造業基本上已轉移到世界各地，主要依靠向世界各國和地區進口各類初級產品及資源能源等；另一方面，美國的跨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扮演關鍵角色，依賴於全球製造業體系，由於美國成本偏高而不具備大規模生產的條件。還應看到，美國的貿易逆差還與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地位有關，通常這些貿易順差國家和地區會購買大量的美國國債，同時還有大量的外債是以美元計價。可見，美國雖然是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但也是最大的債務國家，而且金融市場發達，吸收了全球各地的美元投資。雖然美國在商品貿易有巨大逆差，但在服務貿易領域則擁有比較大的順差優勢。2024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創至1.21萬億美元的新高，同期美國服務貿易順差增至2952億美元。「米蘭報告」的錯誤正在於過度強調「美國優先」，違背了「比較優勢理論」。
為應對美國關稅貿易戰，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加強對話合作。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報告顯示，過去一年，東亞地區出口增長9%，其中區域內貿易增長10%。發展中國家貿易增長約8%，反映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經濟聯繫日益緊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指出，儘管美國當前政府表現出反多邊主義的傾向，但全球多邊體系仍有可能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繼續存在，甚至在未來美國可能會重新加入。觀察發現，特朗普政府的關稅貿易政策時常自相矛盾。值得關切的是，美國關稅政策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包括近期宣布威脅加徵關稅，這些表明美國內部存在的極度不安，同時也反映了內部分歧的日益嚴峻。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