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發國家如何實現規模躍升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2012-2024年新興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速在4%左右，1996-2011年為5.5%，呈現放緩態勢。筆者近三年系統性開展國別研究，涵蓋數十個代表性的後發國家案例，包括「二戰後」崛起的後發國家，如日本、韓國及德國，以及在1970年代後轉型成功的新興經濟體，如中國、泰國、阿根廷、巴西、波蘭、匈牙利，乃至沙特阿拉伯。轉型成功的經驗主要包括漸進性推動經濟制度改革、融入全球化及參與國際分工、強調技術升級以及金融監管規範，進而實現經濟轉型和規模躍升。
2024年，發展中國家償債利率升至24年來最高水平。中國等實現經濟成功轉型的經驗值得研究。以中國為代表的後發國家通過將後發優勢最大化，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穩步推進結構性改革，穩妥擴大對外開放，強化科技自主創新，釋放出新的人力資本紅利和競爭優勢，這些對其他後發國家有啟發意義。製造業和研發來看，2024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和研發支出GDP佔比分別在25%和2.69%。實踐表明，後發國家在推動實現經濟規模躍升的過程中，應着重於從內生性增長出發，通過發揮後發優勢構建比較競爭優勢，注重宏觀政策的審慎平衡，並投入更多資源在社會民生領域。
後發國家的三種挑戰
一是經濟對外依存度偏高，內生性增長動能不足。後發國家在起飛階段經濟基礎條件相對薄弱，缺乏原始積累，特別是對於原材料和能源資源為主的後發國家而言，缺乏製造業能力。部分後發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未能抓住有利時機進行自主創新，如委內瑞拉、阿根廷、智利等國家依託於豐富的資源能源出口獲得更多外匯儲備，但存在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動能明顯不足、外部性依賴又過重等問題。比如，越南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高達75%，而且對美國市場依賴性較大，對美出口佔比超過三分之一，受到美國「對等關稅」的威脅。又比如巴西、希臘，因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累積大量外債，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4年中國、印度外債存量佔國民總收入（ GNI，Gross National Income）的比重為13%，巴西、阿根廷的外債比例雖逐漸呈小幅下降態勢，但目前的比重仍分別為29%和39%，明顯偏高。
二是結構性改革相對滯後，經濟社會發展有所失衡。後發國家的困境在於如何把握技術模仿與制度學習的取捨。後發國家由於制度改革基礎不深厚、發展條件不具備，其薄弱環節也逐漸暴露，如地方產業過度競爭、要素市場流通不暢等。世界銀行統計，2024年如巴西、委內瑞拉、南非的人均GDP按現價計算，分別較歷史高點下降23%、69%和27.5%，出現倒退現象。
三是科技競爭加劇，後發國家自主創新遭遇瓶頸。由於全球分工、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以及地緣政治影響，後發國家所形成的後發劣勢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隨着經濟體量發展到一定規模，後發劣勢不斷衍生。後發國家基礎研究相對薄弱，長期形成的技術依賴短期內難以擺脫，傳統發展路徑失效，實現「彎道超車」的成本更高。統計顯示，巴西的製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1984年高峰期的34%下降至目前不到10%。研發支出不升反降，進一步削弱競爭優勢，比如巴西的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僅1%左右，南非不到1%，落後於新興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始終處於價值鏈的低端。比如在AI和芯片半導體行業，整體上新興經濟體的份額偏低，仍有發展瓶頸。
自主創新打造核心競爭力
（一）穩步推進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是穩步推進結構性改革，解決經濟發展動能不足、全要素生產率偏低等結構性問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穩慎推進金融改革，促進要素市場改革等舉措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釋放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和增長空間。二是發揮好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作用，進一步釐清政府與市場的職責定位、功能作用和邊界，健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新提供便利，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三是既要抓住全球化重塑與產業鏈重構的機遇期，發展符合自身資源稟賦的產業行業，推動中低端產業向中高端價值鏈延伸，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和區域布局，通過打造各區域產業集群和特色產業布局形成多頭並進的發展引擎，促進產業升級。
（二）扎實推進科技自主創新，實現產業鏈價值鏈提升。一是搶抓第四次科技革命啟動的重大機遇期，完善產業政策，引導本土企業培育壯大科技創新，形成研發、生產和成果轉化的完整體系。二是探索從產業鏈供應鏈的優勢產業和專精特新行業入手，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拳頭高科技產業鏈。三是發揮金融要素市場功能，進一步探索構建產業基金、主權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等多種投融資體系，建設差異化的產業集群。比如，波蘭積極發揮「歐盟資金+國家政策＋企業投資」的協同效應，建立汽車零部件產業的「護城河」，2024年波蘭汽車類產品出口412億美元，佔波蘭出口總額的11%。
（三）重視經濟社會與生態均衡發展，促進民生福祉建設。一是平衡好經濟、社會與生態建設的關係，避免因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與生態問題，扭轉傳統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逐步引導高污染、高能耗產業行業轉型升級，促進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比如，中國加大綠色投資，其中清潔能源投資規模佔全球比重的三分之一。二是更加重視民生事業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教育公平與加強醫療保障等綜合舉措着力解決貧富差距擴大化問題，並促進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比如，中國在「十五五」時期將研究制定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三是通過產業扶貧、金融扶貧，以及制度扶貧等各方面政策構建脫貧扶貧的體制機制，關注區域發展，解決民眾關注的通脹、收入及就業問題，構築民生保障「安全網」，提升社會保障的經濟減震器作用。
培育內生增長動能
國際比較，全球多數後發國家依託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更低的土地等資源，承接發達國家技術和產業轉移，完成了工業化的基本使命，逐步改善經濟發展落後局面。進入到後工業化時期，後發國家面臨的內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後發劣勢問題愈發突出。研究表明，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具有明顯差異，而技術模仿與制度模仿並不必然存在矛盾和對立。實踐證明，一些過去成功邁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國家或地區未能堅持自身的發展道路，或改革的步伐過快、過激，或無視現實條件，導致金融自由化、資本無序擴張以及發展失衡等問題。
經驗表明，後發國家一方面可以通過圍繞市場經濟制度改革、營商環境建設等打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另一方面則依託科技創新引領解決後發劣勢問題，提升價值鏈地位。結合筆者過去五年的研究觀察，少部分後發國家實現了經濟規模的躍升。比如作為大型經濟體的中國，過去五年的經濟增速保持在5%以上，體量規模實現逐年躍升，主要在於培育內生性增長動能，拓展內需消費增長空間，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又比如愛爾蘭、越南，2024年的GDP規模分別較2015年的增幅達到101.6%、99%，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優勢，吸引全球投資。
總結來看，後發國家的經濟轉型核心仍在於解決經濟增長問題，沒有較好的增長很難解決債務赤字、社會民生失衡問題。當前而言，後發國家的經濟規模躍升面臨的挑戰更大，關鍵在於兩點，一是經濟增長的內部環境，比如經濟改革、宏觀政策治理、產業政策制定，二是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比如國際營商和投資、經貿對外開放等。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