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博物館的玻璃櫃前，左右兩側，是兩個朝代的呼吸。左邊，是一隻宋代的素色茶盞，天青的釉色像是從一場清晨的薄霧裏凝結出來的，沒有絲毫火氣，只有溫潤的、內斂的光澤。碗身找不見一筆多餘的描畫，線條簡淨得如同山脊的剪影。右邊，是一件清代的粉彩大瓶，瓶身上，牡丹、錦雞、雲紋、回字，一層疊着一層，用金線勾了邊，用礬紅點了蕊，熱鬧得彷彿能聽見集市裏的喧嚷。瓷是冷的，那份鋪天蓋地的華麗，卻帶着一股暖烘烘的、屬於人間煙火的體溫。

這份溫熱，讓我忽然想起清人筆記裏的一則軼事，說的是康熙年間，廣州十三行的買辦，為宮裏採辦一批自鳴鐘。那鐘運到宮中，不僅能報時，更有活動的小人兒，到點便從鏤花的金門裏轉出來，敲擊音樂。太后看了喜歡，卻嫌那小人兒衣裳是西洋式樣，吩咐工匠：「給他們換上咱們的綾羅，臉孔也畫得喜慶些。」於是，琺瑯彩繪的匠人們，便在那方寸之間，用工筆細細描上團花紋的馬褂，點了朱唇與笑靨。物質的豐盈，讓審美有了「添一點，再添一點」的底氣與從容，彷彿不多，便不足以顯其盛，不繁，便不足以表其榮。那是一種飽滿的、無需節制的誠意，是堆疊出來的盛世圖景。

我的思緒，卻不由自主地被左邊那片清寂的青色拉了過去。那青色背後，是另一番天地了。我想起蘇軾。他晚年被貶至海南，那真是國家的邊緣了。史料裏說，海南當時「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他給朋友的信中，卻還能苦中作樂地描述發現生蠔的歡喜，琢磨如何烹食。他的生活，是被迫的「樸素」，是物質層面的艱困。然而，就在這樣的境地裏，他寫出了「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這樣的句子。他用的器物，想必也是粗陋的。但那份「本澄清」的觀照，是否正因剝離了諸多外物的紛擾，才愈發逼近生命的本真？

宋人便是將這種物質條件，或曰科技形態的局限，淬鍊成了一種主動的選擇與至高境界。他們的窰工，並非燒不出繁複的顏色。那是一種在當時的技術條件物質條件下的「窮而後工」。沒有遠方珍稀的礦料，便將腳下的土與火用到極致；物流艱難，器型便多為實用，線條因之純粹；農業在地，色彩便取自風霜雨露，青是雨過天青，白是月下凝脂。他們的「雅」，並非不食人間煙火，而恰恰是將人間煙火——那有限的、樸素的煙火——提煉出了神韻。宋朝的審美，是在窄門裏走出寬闊，在匱乏中生出豐饒的精神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