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加徵全球關稅的行為違憲。然而，判決墨跡未乾，特朗普便迅速簽署新的行政命令，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再次對全球商品加徵10%關稅，隨後又升至15%。

特朗普槓上最高法院，這一轉折，不僅沒有展現美國「三權分立」的糾錯能力，反而暴露美國政治體制的尷尬失靈。

最高法院的判決，自然符合法理正義。美國憲法第一條明確將徵稅權劃歸國會，即便是在所謂的「國家緊急狀態」下，總統也沒有權力繞過國會，去擅自決定徵收稅款。因此，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應該被視作是法官對特朗普個人野心的反制。

然而，特朗普不僅沒有表現出對司法的尊重，反而公開辱罵大法官「可恥」「不愛國」，甚至毫無根據地指控最高法院受到「外國利益集團」的影響。特朗普對司法權威的極端蔑視，將「三權分立」中最為脆弱的相互尊重的政治默契撕得粉碎。

更諷刺的是，特朗普之所以能在同一天迅速「變臉」並推出新的關稅令，恰恰暴露了立法機構的長期缺位才是這場憲政危機的真正病灶。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國會山陷入政黨惡鬥，但對總統的激進政策鮮少干預。正是這種「立法真空」，逼着司法系統不得不衝在最前線，去充當那堵阻擋行政權氾濫的最後堤壩。然而，司法權的特性決定了它只能被動裁決個案，而無法主動構建穩定的政策框架。特朗普嫻熟地在國會授權的不同法律條文之間「反覆橫跳」，從被否決的IEEPA，切換到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這種法律上的「游擊戰」，讓最高法院的判決效果大打折扣。

第122條作為特朗普的新武器，本身存在諸多限制。該條款授權總統在面臨「嚴重國際收支赤字」時，可徵收最高15%的關稅，但有效期僅為150天，任何延期都需要國會批准。此外，該條款還要求關稅措施應「廣泛且統一適用」，並遵循非歧視原則。這意味着特朗普無法像此前那樣針對特定國家實施差別化打擊，也無法無限期維持關稅壓力。正如貿易專家指出的，理論上存在一種可能性：150天期滿後，政府可以重新宣布新的收支緊急狀態，再次啟動計時。這種對法律灰色地帶的反覆利用，將行政權力的濫用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折射出美國政治極化的惡性循環。由於兩黨惡鬥，國會無法通過常規立法來應對複雜的經濟問題，只能通過泛泛的授權法案將權力和責任一併踢給總統。而總統則利用這些舊法案中的模糊空間，瘋狂擴張自己的行政權力。特朗普曾公開宣稱「根據憲法第二條，我有權做任何想做的事」，這種對「統一行政權」的極端解讀，正是利用了國會功能失調所帶來的權力真空。當立法分支因為黨派利益而主動「躺平」，放棄制衡職責時，總統與最高法院之間的直接對抗就不可避免。

此外，裁決帶來的1750億美元稅款退還問題，也將成為未來數年內的巨大法律與財政難題。特朗普本人承認，關於聯邦政府是否必須向美國企業退還這筆巨額稅款，可能「要打五年官司」。財政部雖然表示擁有近7740億美元現金儲備可用於分期退稅，但具體程序之複雜、涉及訴訟之繁多，都將使這一問題長期懸而未決。數百家企業已提起訴訟要求退稅，而任何關於退稅範圍、是否支付利息、如何確定退款對象等細節問題，都可能引發新一輪法律纏鬥。因此，2月20日發生的「判決無效、立即出新政」鬧劇，正正是「三權分立」失靈的尷尬寫照。一個健康的制衡體系，應當是立法機構制定清晰規則，行政機構嚴格執行，司法機構進行最終仲裁。而如今，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在瘋狂試探法律底線，司法權被迫倉促上陣「救火」，而本該承擔首要政策辯論和立法責任的國會，卻像個事不關己的旁觀者，躲在角落裏默不作聲。

特朗普用行動告訴世人：即便你判決我這一條違憲，我馬上就能找到另一條法律繼續幹。這種對制度的玩弄，比直接的破壞更具殺傷力。它讓民眾看到，所謂的「制約與平衡」，在擁有堅定政治意志和鬆散法律解釋空間的總統面前，正在演變成一場可以無限拖延的「貓鼠遊戲」。

當最高法院的判決被特朗普棄如敝屣，且變換法律推出加稅新政，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已顯露出深刻的裂痕。美國自詡的所謂糾錯能力，也在特朗普的權力任性面前變成了笑話。 國際關係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