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丙午年正月初一，當中國人在「雙火疊加」的紅馬年互道「馬到成功」時，萬里之外的英國人或許正在白金漢宮看皇家馬隊換崗。這匹從史前洞窟奔來的生靈，如何在不同文明的版圖上踏出了殊途卻同歸的蹄印？
距今一萬七千年前，法國拉斯科洞窟的史前畫師在石灰岩壁上勾勒出野馬奔騰的輪廓。幾乎同一歷史時段的東亞大陸，尚無馴馬的明確證據─那批將在殷墟車馬坑中嘶鳴的家馬，還要等待數千年才從歐亞草原西端跋涉而來。
這是馬的悖論，也是理解馬文化的起點：牠以「外來者」的身份進入華夏，卻長成極具本土辨識度的精神圖騰；牠在西方被反覆書寫為「民族純粹性」的象徵，血統裏卻流淌着整個歐亞大陸的基因。當我們談論馬年時，究竟在談論什麼？
幾乎所有文明都為馬點讚。這並非文化擴散的結果，而是人類面對同一生物稟賦的本能反應。
馬是速度的化身。無論亞述戰車還是蒙古騎兵，無論是希臘奧林匹克賽車還是漢唐驛道「八百里加急」，人類對效率的追求凝結為對馬的崇拜。馬是力量的載體。「千乘之國」衡量國力，正如歐洲騎士的戰馬象徵武德；腓力二世將自己雙馬賽車奪冠的瞬間鑄於金幣，與漢唐帝王將駿馬刻入陵寢的用心並無二致。馬更是英雄的鏡像。關羽赤兔、亞歷山大布塞法盧斯，人與馬的結合部是人類對「超越自身局限」的永恆渴望。
然而，共鳴止於生物層。當馬進入文化象徵系統，中西文明為牠套上了截然不同的轡頭。
在中國文化中，馬首先屬於國家。
「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後漢書》一語道破。商周禮制以「天子駕六」定尊卑，漢唐馬政以苑監牧場儲戰力，明清驛傳以八百里加急通天下。馬從來不是私產，而是編戶齊民般的國家資源。這種秩序化的使用邏輯，深刻塑造了中國馬文化的底色。
因此，中國評價一匹良駒，標準不是血統純正，而是「德性」完備。儒家為馬賦予忠、勇、仁、智的人格──戰馬不棄主、驛馬不逾矩、儀仗馬不驚逸，皆是倫理秩序的具象化。唐代「昭陵六駿」被刻成浮雕，不是因為品種名貴，而是因為牠們曾與帝王同歷生死。在這種語境中，馬是關係的載體，而非孤立的個體。
最典型的莫過於「伯樂與千里馬」的隱喻。這套話語看似在談相馬，實則是在談識人與被識──臣子期待明君，士人渴望舉薦，人才與知遇構成一組完整的政治倫理敘事。馬在這裏是「被定義者」，其價值需借他者完成。
這種文化邏輯同樣體現在生肖體系之中。馬對應地支「午」，處於十二生肖第七位，其排序並非競賽名次，而是時間秩序的符號化。《春秋運斗樞》稱「樞星散為龍、馬」，生肖與北斗星象相配，是天人合一宇宙觀的縮影。民間雖流傳玉皇大帝賽跑故事，但學術共識指向天文崇拜、圖騰遺風與精怪信仰的複合源流。馬年不是「屬馬的年份」，而是「時間之馬」行至午位的刻度─中國人通過生肖，將個體命運織入宇宙節律。
龍馬精神、馬到成功、老驥伏櫪……這些成語不只是在說馬，更是在說理想的人、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命狀態。當徐悲鴻在抗戰時期畫下昂首奔騰的野馬，他筆下的不是動物，而是民族的吶喊。
西方之馬，卻走向了另一條路。
在歐洲文化傳統中，馬首先屬於個人。中世紀騎士與戰馬形成近乎契約的關係─領主賜予騎士土地與坐騎，騎士回報忠誠與武勇。這種個體化綁定使馬成為身份的直接投射：「一匹馬！我願以王國換一匹馬！」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戰場的哀嚎，道破了王權對肉身坐騎的絕望依賴。
西方對馬的最高讚美是血統純正。阿拉伯馬、柏布馬、土庫曼馬被歐洲貴族視為珍品，十六世紀起經由威尼斯、熱那亞源源輸入，最終在十八世紀英格蘭孕育出「純血馬」─三匹阿拉伯種公馬成為現代競賽馬匹的共同祖先。有趣的是，這種被英國人驕傲地稱為「民族象徵」的馬種，恰恰是跨文明雜交的產物。唐娜·蘭德里一針見血：「通過將東方馬匹英國化，貴族文化既掩飾又承認了自身對異域事物的依賴。」西方馬文化對「血統純粹」的執念，與基因層面的高度混血構成反諷的張力。
神話與藝術中的馬同樣烙刻個體印記。希臘飛馬珀伽索斯蹄踏赫利孔山，詩泉湧出；北歐八足神馬斯萊普尼爾往來死生之界─每一匹都是特立獨行的神獸，不依附帝王，不服從禮制。文藝復興以降，達芬奇為米蘭公爵設計騎馬像，斯塔布斯獨自在林肯郡解剖馬屍，德加在蠟稿中反覆揣摩賽馬步態，皆以個體藝術家的凝視面對馬。這與中國畫馬傳統「重神韻、輕解剖」迥異，卻同樣抵達對美的理解。
英國文學中馬更承載民族認同。莎士比亞筆下的戰馬、斯賓塞《仙后》中的良駒，被反覆書寫為「英格蘭精神」的化身；而學界早已揭示，這些「本土特質」是跨區域基因交流與跨文化修辭操作的雙重結果。西方之馬的矛盾性恰在於此：牠以個體英雄主義為表象，實則是民族國家建構中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符號。
中西馬文化的分野，根植於生產方式與政治秩序的深層結構。
中國是農耕大一統國家。馬並非本土物種，卻因軍事、交通、禮儀的剛需被國家強力馴化。從漢武帝求「天馬」於大宛，到元代站赤系統遍布亞歐，馬是超大規模治理術的工具。這種語境中不可能孕育「個人坐騎」觀念─任何一匹驛馬都屬於國家的神經末梢。
西方是封建騎士社會。馬與分封制深度綁定：騎士（knight）詞源即「騎手」（rider），采邑（fief）最初甚至指代「提供騎兵服務的封地」。馬是封建契約的物質憑證。這種語境中，良駒與騎士形成近乎擬人化的夥伴關係，史書中以專名稱呼名馬，如布塞法盧斯、特洛伊等。
兩種邏輯各有其美。中國之馬是秩序的織錦，每一根絲線都編織進國家紋理；西方之馬是個體的勳章，每一匹名馬都鐫刻着主人的榮耀。
這就是馬的意義。牠馱過亞歷山大的鐵蹄，也馱過張騫的符節；載過騎士的長矛，也送過驛卒的文書。牠混血的基因裏藏着整個舊大陸的秘密。當牠成為生肖圖騰，既不是東方的馬也不是西方的馬，而是人類共同仰望過的、那一掠風馳電掣的影子。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馬年說馬，說到底說的不是馬，是人與時間、人與自身、人與世界那場永不落幕的奔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