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劍橋的神奇緣分

一九三七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亞中爪哇省馬吉朗市的西部近郊區。那裏有印尼著名的軍官學院，也有外國僑民小區，因此我從小就受到各國文化的薰陶。我父親經營出租車和公交車的公司，他為我請的英文家庭教師是德國人。我就讀的小學是荷華學校——當時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荷華學校就是用荷蘭語教學的華人學校。有趣的是，我的中文老師竟然是荷蘭人，他是荷蘭萊頓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萊頓大學以東方語文系著稱）。我的德國老師和荷蘭老師經常給我講劍橋和劍橋大學的神秘故事，所以我從小就嚮往那個古城。

一九五二年，我在雅加達考上了劍橋大學的入學考試。但是當時印尼已經獨立，中國與印尼也於一九五○年建交。那時我已經進入愛國華僑學校就讀——先是在萬隆南華學校，後來在雅加達巴城中學（簡稱巴中）。在愛國華僑學校老師的薰陶下，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大典的新聞片上聽到毛主席非常洪亮的聲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激動人心的號召，讓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放棄去劍橋就讀。

恰好不久，印尼頒布新的法例，不允許外國僑民經營公共交通行業，必須聘請印尼人擔任總經理。我父親聘請的印尼總經理不善經營，導致公司破產，家裏也無法供我去英國留學。所以我毅然決然於一九五三年六月離開印尼，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考入北京礦業學院礦山機電系。一九五七年畢業後，我被保送到清華大學電機系進修研究生課程兩年，為在礦業學院開設新課程做準備。這段學習經歷，為我後來在技術革命中成功研發礦山提升機自動化所急需的低頻發電機、礦山乾式變壓器和早期的直線電機，打下了深厚的科學和工程基礎。

一九九六年，我當選為香港工程師學會副會長（後於一九九九年當選為會長）。當時的學會秘書長John Boyd是劍橋大學畢業生，我給他講了我一九五二年通過劍橋入學考試但未能如願的故事。他把這個故事轉告給了和他同姓同名的另一位John Boyd——時任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院長。這位John Boyd是傑出的英國外交家：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任英國駐日本大使，一九九六年至二○○六年任劍橋邱吉爾學院院長，致力於促進學術和國際關係；二○○二年至二○○六年間擔任大英博物館董事會主席，退休後繼續擔任名譽職務。他精通中文、深諳中國文化和中國事務，曾擔任英國駐華大使館首任文化參贊、港督政治顧問。據說他本來已被內定為香港最後一任港督，但因為一九九二年英國大選時彭定康落選，最後任命彭定康為末任港督，而任命John Boyd為駐日本大使。

當邱吉爾學院院長John Boyd得知我一九五二年在雅加達就已通過劍橋入學考試後，熱情邀請我訪問邱吉爾學院。他在辦公室接見我，暢談如何促進國際科技文化交流，並推薦我成為邱吉爾學院院士。經學院院士大會通過，我於二○○一年正式成為邱吉爾學院院士——在此之前我曾幾次到劍橋大學工程系電機工程組講學，但從此以後，我便成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的正式成員。

劍橋的學院是一種相當有趣的組織，它對其成員有一種最全面的「佔有感」：不但要求成員在精神上有完全的認同，還要求成員在形態上也有徹底的歸屬。

劍橋大學：獨特的聯邦制大學

劍橋市的歷史可追溯至兩千年前羅馬駐軍時期，在十三世紀前，它只是沼澤區旁的一個小集市。其命運的轉折點是一二○九年——一批從牛津逃離的學者在此建立了大學。此後，城市與大學融為一體，形成了「城市中有大學」的獨特格局。

劍橋市的歷史遺產體現在遍布城市的中世紀建築與劍河上的古老橋樑，至今仍保留着從中世紀延續下來的學院制和導師制。時代的動力則體現在依託大學科研實力，催生了歐洲最成功的科技集群——「硅沼」，以及年營業額超五百億英鎊的劍橋科技園，在DNA測序、量子計算等領域持續推動技術迭代。

劍橋大學是全球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之一，被譽為「自然科學的搖籃」，至今已培養出一百二十餘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下屬的卡文迪許實驗室更是堪稱「諾貝爾獎的搖籃」，共有三十位成員獲獎，在物理學、DNA結構發現等領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

劍橋大學是一個獨特的聯邦制大學：其本部（即大學中央）與三十一個學院之間並非傳統的上下級隸屬關係，而是一種分工明確、互為補充的合作夥伴關係。

劍橋大學本部是整個聯邦的中央管理和學術機構，擁有最高立法與權力機關——攝政院，它由各學院的教職人員組成，負責表決章程和任命校長；校務理事會則是大學的首席執行機構，負責行政管理和戰略執行；總學務委員會則主管教學與研究政策，監督各學系的學術經費分配。與此相對，三十一個學院是高度自治的獨立機構，擁有自己的財產、收入和內部管理章程。

可以通俗地說：大學本部側重於「教書」，學院側重於「育人」；大學本部側重於「言教」，學院側重於「身教」。學院對外像一個「王國」，對內則是一個「共和國」。兩者具有極強的互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