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碑拓本承載着厚重的歷史價值與文物意義。那些珍藏於博物館的珍貴古碑，往往遙不可及，而拓本卻能讓尋常百姓與文化愛好者得以近距離觸摸古人智慧，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深邃魅力。我家中便藏有一本祖傳的清代古碑拓本，距今已有兩百餘年，墨香間沉澱着歲月的故事。
這本碑帖長約三十厘米，寬約十五厘米，封面與封底皆為木板裝幀，全帖共四十三頁。與書店裏的印刷品截然不同，頁面上的碑文並非機器印製，而是以宣紙蘸墨拓印碑文後，裁剪成豎條，精心黏貼在冊頁之上。帖內呈書簡狀摺疊，宣紙因年代久遠已微微泛黃，更顯古樸。
關於這本拓本的由來，父親生前從未詳述，只說是祖上傳下的寶貝，平日妥為收藏，從不輕易示人。父親寫得一手好字，我見他練習書法時，攤在桌上的都是書店買來的字帖，從未動用過這本古帖。晚年他卧病在床，還屢屢問起這古帖是否安好。二○○三年初父親離世後，這本碑帖便被我束之高閣。前些時日整理舊物，我才將這塵封已久的拓本重新取出，細細品讀，方知確是珍品。
拓本所錄為兩篇唐代碑文：《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與《大唐故朝散大夫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銘》。查閱資料可知，兩文分別載於《全唐文》第四部卷與第十部卷，內容主要記述墓主的為官經歷與政績。碑文中的破損缺字處，與拓本完全脗合，足見其確是從原碑拓印而來。經行家鑒定，碑文為唐代原作，拓本則是清代所製。兩文之後，鈐有鄧敬輿的「私印」與「考藏金石記印」；拓本末尾，還有清代著名書法家史鳴皋的題跋，不僅對兩碑加以評點，更蓋有「深心託豪素」印章，寄託着他對碑帖的珍視，為這本拓本平添了許多藝術分量。
史鳴皋與鄧敬輿究竟是何人？他們與我祖上又有何淵源？懷着「懷古尋根」之心，我展開了探尋。
乾隆年間，江蘇如皋東鄉出了位名士史鳴皋，字荀鶴，號笠亭。他於一七五一年（清乾隆十六年）考中進士，官至廣西梧州府同知，曾署理柳州知府。晚年歸鄉後，主講雉水書院，生徒眾多，名滿江東。史鳴皋工詩善畫，七十多歲時離世，其事跡在《國朝畫徵續錄》《淮海英靈集》以及近代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中國繪畫史》中均有記載，評價頗高。
我的家族管氏，是江蘇如東有名的文化世家，位列掘港歷史上「何、陳、管、顧」四大家族之一，歷代文人輩出。當年，史鳴皋與如東管氏先人交往密切，常一同吟詩作畫、結社酬唱。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如皋管氏宗譜》中，便收錄了史鳴皋所撰的《乾翁管先生七十壽序》《太學生管公乾一暨汪孺人合傳》《管君天申傳》三篇文章。管乾一是管氏如東始祖管重和的第十二世後裔，而我祖父一輩已是第十八世，相隔六代。我的祖父管鮑知，又名管儉齋，是清末監生，在掘港以經營「管慎盛紙馬店」聞名。所謂「紙馬」，是舊時的祭祀用品，即用木刻版印在紙上的菩薩像，亦稱「菩薩紙」，當年遍布掘港老街的「紙馬店」，是當地商業的一大特色。《如東民間文化叢書·風物卷》中曾提及管慎盛紙馬店的盛況：「其自製的紙馬品種最全，西郊的幾大園以及附近的農民、市民，臘月『請大發』，絕大多數到該店，遠客還會被留着吃一頓飯。」祖父在經營之餘，酷愛收藏，書畫、碑帖皆在其「雅藏」之列。這本留有地方名士史鳴皋書法與印章的碑帖，無疑是他當年的心頭好，經世代相傳，才得以留存至今。
再說說鄧敬輿，他又名鄧縉，字鳴謙，號飛霞，曾在山東等地任職，工書法、善詩文，才華出眾。據《如東書畫三百年》記載，「其書法名噪京師，時人得寸紙隻字，珍為拱璧。」鄧敬輿是清道光年間人，距史鳴皋的時代不遠。從碑帖拓本上的鈐印來看，「飛霞所得金石」「橫塘千里之居」，前者是他的號，後者是他的齋名，可見這本拓本曾為鄧敬輿所藏。他是如東馬塘人，而我的祖母鄧鳳儀也出身馬塘名門，曾外祖父參加過科考，為附生。至於祖母是否與同代的鄧敬輿有關聯，因家譜缺載，如今已無從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本蓋有鄧姓收藏印章的碑帖，祖母一直視若珍寶，寄託着一份特殊的情懷，直至一九六三年她離世。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父親為讓一家老小免於飢寒，曾變賣典當過家中不少值錢物件，卻始終未動過這本古碑拓本的念頭。「文革」期間，父親受到衝擊，住進「牛棚」，家中大量書信、照片、古玩乃至郵票都被抄走，唯獨這本古碑拓本幸免於難，躲過一劫。如今國泰民安，文化繁榮，這本古碑拓本也遇上了好時代，得以讓後人靜心研究、探尋先人的智慧，傳承祖先的文化。
歷經時光流轉、藏家更迭，這本碑帖雖紙張泛黃、略顯陳舊，卻如同一盅陳釀，歷久彌香。如今細細賞玩，其拓工之精妙、墨色之雅緻、書法之佳妙，無不令人愛不釋手。這份傳承，我定會倍加珍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