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粵港澳大灣區進行了戰略定位──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總面積五點六萬平方公里，二○一七年末總人口約七千萬人，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藝術是文化的反映，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粵港澳大灣區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礎，這是大灣區書畫創作所具有的共同的藝術血脈。眾所周知，大灣區是中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區域，自古以來就在政治與文化、經濟與社會上成為一個整體，同屬珠江三角洲文化圈，保持中華文化支系的嶺南文化。

傳統的書畫藝術，延續歷史文脈，傳達民族審美心性，彰顯當代人的精神風尚，業已成為嶺南文化的重要篇章。嶺南文化源遠流長，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明末清初，江南士人來到廣東，推動了嶺南文化的發展。清代，廣州書院蓬勃發展，有一百餘所，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羊城書院並稱的「廣東三大書院」享譽全國。與官辦書院並行的民間書院也如雨後春筍一樣遍布嶺南。位於西樵山的三湖書院培養出著名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書法家康有為。近代，嶺南文化形成了全國性影響，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一批推動社會變革的傑出人士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登高望遠，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為現代中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這也是孕育嶺南書畫的沃土，是嶺南書畫發展的客觀條件和社會基礎。粵港澳大灣區居於嶺南文化的中心，有着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改革開放的經驗，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趣味和審美心理。作為有着悠久歷史和獨特魅力的中國傳統書畫，在粵港澳大灣區新的政治框架和新的社會機制中，擔當起新的使命。

嶺南書法歷史脈絡清楚，名家名作有據可查。明代陳獻章就是一個集大成者。他與歷史上許許多多優秀的書法家一樣有事功，有學養，有文名，一句話，陳獻章是修養深厚的書法家，開創了嶺南書法的「白沙書派」。陳獻章提出的「貴疑論」對後世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他認為人要會「提出問題」，有問題，才有覺悟，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明末清初，直至民國，嶺南書法遵循傳統，勠力創新，出現了彭睿壦、李文田、康有為、梁啟超、葉恭綽等一批善於「提出問題」的文人、書法家。彭睿壦是清初書法家，長於草書，筆墨間易見懷素遺緒。然而，他看破紅塵，自稱龍江村獠，隱居獨處，以詩書為伴。因此，他的書法異彩紛呈，獨步書壇。康有為的「卑唐之論」如一聲驚雷，震動學界。他的一手獨具風采的行草書，把碑學理論實踐化、具體化，成為民國書法的津樑。彭睿壦、康有為等人，對陳獻章的「貴疑論」有獨到的理解，他們在自己的人生軌跡裏，要麼獨善其身，要麼兼濟天下，以不同的方式成為嶺南書法的代表人物。

與此同時，嶺南畫壇也有長足的表現。明代畫家林良就是其中的代表。林良在廣東成名，後來到北京，成為宮廷畫家，得到皇帝賞識。林良畫藝精湛，宮廷畫之外，所創作的水墨寫意花鳥，有了「文人畫」傾向，題材廣泛，構圖繁簡相宜，筆意散淡抒情，形成了新的藝術風貌。林良大膽創新，敢於突破，開創了明代水墨寫意花鳥的先河，直至影響到沈周、徐渭，他們以生命熱情提升、完善了水墨寫意花鳥畫的美學語言，豐富了「文人畫」的內涵。

從書法到繪畫，嶺南人的探索精神、創新意識，不斷提升傳統書畫的形式與內容。二十世紀初，在中國畫壇崛起的嶺南畫派就是最好的說明。嶺南畫派的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以「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的指導思想，進行美術創作。三人均在日本留學，思想活躍，藝術觀念新穎，回國後就以一批別開生面的美術作品引起同道與學術界的關注。他們自稱「折衷派」，所創作的美術作品有着明確的個人符號。嶺南畫派是與時俱進的，他們反對墨守成規，有世界眼光，對域外藝術有自己的真知灼見，對自我也有深刻的認知，敢於正視他人，勇於反省自己。因此，人們在嶺南畫派代表畫家的身上看到了革命精神、時代精神、兼容精神、創新精神。其實，這四種精神正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生命品質，是敢於超越自身局限，讓新一代的中國藝術匯入世界藝術的大潮中，尋找認識世界的窗口，拓展讓世界認識中國的路徑。嶺南畫派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繪畫本身。廣東是中國與世界聯繫緊密的地方，這方熱土所孕育的藝術，也一定具有前瞻性、國際化、公共性、市場化。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予以藝術更多的形式，更多的色彩，更多的可能。

我相信，面對新的機緣，粵港澳大灣區書畫創作將會拓展嶺南畫派的外延，形成「灣區特色」的藝術風格，成為當代中國書畫創作重要的組成部分和創作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