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全國兩會圓滿閉幕，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正式發布。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地緣政治變亂交織，全球供應鏈與經貿秩序正經歷劇烈重構。在此關鍵時間點，特區政府正全速編制首份香港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香港的經濟韌性與民生願景繪製清晰藍圖。筆者認為，此次五年規劃的編制，絕非行政措施的簡單變化，而是一場管治思維的範式轉移。這標誌着特區政府告別長期奉行的「積極不干預」轉向積極作為，形成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相結合的治理新常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主動重塑香港的發展，為國家所需貢獻香港的經驗和力量。

當前，地緣衝突和局部熱戰愈發激烈，多個主要經濟體增速放緩，各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深刻影響着全球市場。儘管香港去年錄得3.5%的經濟增長，且貨物出口在輸往內地與東盟的驅動下大幅回升12%，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美西方的所謂「去風險化」，實際是在動搖香港作為全球中轉樞紐的根基。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等機構監測，近年來外資在跨區域資產配置上更傾向於「友岸外包」布局，導致香港在非傳統領域的直接投資（FDI）增速正面臨結構性壓力。

從「窗口」到全鏈條「戰略節點」

筆者認為，這種外部環境的倒逼，使得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不僅是一份行動清單，更是一套主動的發展策略。當貿易保護主義成為常態，關稅戰硝煙四起，香港規劃的戰略重心除了鞏固提升傳統優勢外，更要抓緊國家支持香港建設「十大中心」的機遇，加速向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和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等傳統和新興等領域多元發展。這種從「金融窗口」向全鏈條「戰略節點」的轉型，實質上是在地緣博弈中，用好「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為國家築起一道功能多元的戰略屏障。這不僅是為了在國際封鎖中發揮「安全閥」作用，更是確保香港在全球價值鏈重組中，繼續保持不可替代的地位。

如果說外部壓力提供了規劃的動力，那麼管治思維的轉向則是規劃成功的內因。長期以來，特區政府治理思維被「積極不干預」「大市場、小政府」等無形規條所限，未有積極引導行業發展，這導致了產業結構的固化。特區政府編制首份五年規劃，無疑是政府勇於擔當、敢於變革的表現。政府將分散的產業、土地、基建、人才等政策納入「產業帶動、基礎設施先行」的架構。這種從「守護人」蛻變成「領航員」的轉向，標誌着特區政府不再僅僅是規則的維護者，而是成為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合夥人」。

筆者認為，這種「有所為」的轉向，本質上是特區政府放棄了對「自由放任」的迷思，轉而尋求一種更具主動性的治理效能。這種轉變雖然會伴隨着行政體系內部的文化衝突與磨合，但卻是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的必然選擇。

更重要的是，這場治理範式轉移最終必須落腳於社會發展與民生進步。筆者深感香港社會最深層的焦慮來源於「預期缺失」。五年規劃可以通過對「新型工業化」帶來的優質職位、房屋供應目標（如《長遠房屋策略》的指標化執行）以及基層醫療體系的轉型承諾，實際上是在為市民提供一份具備可信度的未來清單。當市民看到政府正以「五年」為維度去系統性地應對結構性矛盾，那種對產業空心化的不安與對生活成本的恐懼，才有可能轉化為共同奮鬥的社會共識。

北都將成制度「破壁」試驗場

「十五五」規劃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這為香港五年規劃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地理優勢與制度支持。香港與國家戰略的對接，絕非簡單的產值加總，而是深層次的同頻共振。在對接過程中，香港不應只是簡單地承接產業轉移，而是應將北都打造成為制度破壁的試驗場。筆者認為，香港在國家戰略中的獨特價值，正取決於其能否在北都這片物理空間上，調和出既能兼容國際規則、又能對接內地產業效率的「第三種路徑」，將自身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發展的溢價。

香港五年規劃的時代願景，應是構築一個具備自我演化能力的生態體系，重點在於實現「科企初創籌融資」與「耐心資本」的深度耦合。衡量規劃成效不應只聚焦於短期的增長數字，而在於它能否成功開拓出一個讓香港年輕一代及來港人才看得到上升階梯、摸得着時代脈搏的多元社會結構。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壓力轉化為產業轉型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時，香港將在國家「十五五」黃金戰略期內實現經濟結構的蝶變，並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貢獻不可替代的香港力量。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