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時期是國家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是在「十四五」圓滿收官的基礎上，進一步破解制約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在既有優勢基礎上培育更多新優勢，以實現到2035年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

「十四五」時期，中央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參與、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打造共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十五五」規劃綱要則提出，堅定不移維護和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當中包括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支持香港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發揮專業服務優勢協助企業「走出去」。香港發揮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鑒中的重要窗口作用。

在「十五五」時期香港應如何主動出擊、主動和深度對接國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政策，在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自身更好的發展，筆者有三點建議：

深化「超級增值人」角色

探索創新規則對接國家規則制度開放。香港本身具有國際化的優勢，在標準、認證、商業慣例和文化上與國際接軌。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入推進，香港可選取特定領域，透過重要合作平台或試點形式，探索包括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公共服務在內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和標準互認。通過探索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規則，有助加快實現內地與國際在體制機制上「軟對接」。

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例，作為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地理上橫跨兩種社會制度、經濟和司法體制的地方，是國家級的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筆者建議，通過河套合作區創新體制機制的經驗，例如內地部分數據「過河」，香港可在更多領域上探索將內地與亞洲以至國際的規則體系相容相通，深化香港「超級增值人」角色。

擔當海外企業的精準「轉換器」。筆者在過去一段時間和很多海內外的政商界代表交流了解到，自美國挑起關稅戰以來，海外企業更積極尋求分散風險的「安全港」，利用香港的高度國際化優勢去開拓業務，並作為跳板進入內地市場，而中國始終是動盪世界中的穩定力量。

海外企業看中香港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有着自由的金融體系、低稅率，以及CEPA等優勢，再加上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香港是大灣區核心引擎之一，先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有助海外企業策略性地「軟着陸」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更多內地省市。截至2024年底，香港仍然是內地最大的直接投資來源地。

筆者建議，香港應該用好「兩制」的優勢，不能只當「轉口港」，更要成為海外企業進入內地的「轉換器」。例如人工智能監管方面的法規，便被普遍認為內地比西方國家更先進。當外企直接將海外模式「引進來」套用，容易遇上水土不服。香港的「跳板」角色和專業服務優勢，則能為有意進入內地市場的海外企業「增值」。

不斷深化國際化元素

發揮高質量「出海平台」角色。內地不少大企業已在不同國家發展，自身已具備國際化能力，然而內地超過五千萬家的中小企在出海時，往往會遇到文化差異、水土不服、法律合規等痛點，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和專業服務，正正可以為有意出海的內企提供解決方案，透過助力內企技術、服務、生產「出海」，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亦為香港相關行業帶來新的機遇。

以本港紡織及製衣界為例，每年透過會議及研討會方式，聯繫內地的行業單位和東盟的業界代表，助力他們有序地「出海」。筆者建議，相關部門可加強官方及半官方機構的角色和作用，協助本港商會與內地及海外相關行業組織對接，通過香港工商界的國際商業網絡，用世界「講得通、聽得明」的語言，傳播國家的理念及全球發展倡議，繼續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民間交往，打造多層級多領域的交流平台，推進民心相通。

香港亦要繼續發揮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金融、商貿、語言、文化、生活等層面不斷深化其國際化元素，不斷全方位提升作為中國境內的國際大都會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新時代中助力國家從多方面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香港貢獻。

立法會議員、經民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