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打造「北都大學教育城」（下稱「北都大學城」）以來，預留的洪水橋／厦村、牛潭尾及新界北新市鎮三個北都大學城片區用地從約60公頃，擴大至超過100公頃。為進一步加快發展北都大學城，行政長官在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在「北都發展委員會」下設「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成立調研專班，研究北都大學城發展模式；實地考察不同地方大學城的成功模式，廣納本地、內地和國際知名大學校長或代表等意見；研究把香港優勢學術領域與產業深度結合發展的路徑，以及促進內地和國際領先的大學或研究中心進駐的策略。近日，「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調研專班已完成了對浙江、北京及河北雄安新區的訪問，實地考察當地高等教育建設。
筆者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組成研究團隊，現正進行有關《「北都大學教育城」在教育和研究領域的定位及加強與大灣區內相關產業聯繫的策略研究》項目。我們參考了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與硅谷、日本筑波科學城、新加坡國立大學與緯壹科技城、北京中關村科學城、廣州大學城和深圳虛擬大學園等多個國內外大學城的典型案例，經系統梳理總結出以下發展經驗，為推進北都大學城建設提供參考。
一、國內外大學城發展經驗對北都大學教育城建設的啟示
縱觀國內外大學城主要分為校區、園區與社群三種發展模式：
（一）校區模式
校區模式是以高校用地為核心，聚焦學位培養與基礎科研的傳統發展模式，典型代表如廣州大學城。校區模式管理邊界清晰，治理結構多由政府與高校共同承擔，主要呈現「大學行政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核心關係，地方政府負責土地投建與配套設施完善，高校則專注於辦學與科研任務，雙方持份者結構較為單一，主要圍繞教育職能展開，其核心優勢是有利於形成規模化的人才培養與學術積澱。此模式下，雖能形成顯著的智力資源集聚，但空間相對封閉，在產學研深度融合與市場要素流動方面相對受限，是創新生態的「源頭」但非「樞紐」。
（二）園區模式
園區模式是以研發機構、聯合實驗室及加速器為核心，強調產學研高效轉化與企業集聚的產業化發展模式。園區模式構建了「企業／政府與大學深度互動」的核心關係，治理機制高度市場化，有利於加速科技成果的商業化落地，典型代表如北京中關村科學城、新加坡緯壹科技城以及日本筑波科學城。在此生態中，持份者多元化，涵蓋政府平台公司、國家實驗室、龍頭企業及風險投資機構，通過專業服務機構連接各方資源。園區突破了校園圍牆，不僅是物理空間的載體，更是創新要素的交換場，有效解決了科研成果「最後一公里」的轉化難題，推動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三）社群模式
社群模式是城市社區與創新生態高度疊加的無邊界融合模式，代表了創新發展的最高形態。社群模式的大學僅是創新源頭之一，企業、投資人、創客與居民在同一生活工作場景中高頻流動，形成了「人才與資本深度耦合」的核心關係，其最大優勢在於通過高密度的社會網絡實現人才與思想的自發集聚與碰撞，美國硅谷及倫敦硅環島是其典範。持份者結構最為複雜且充滿活力，除大學與科技企業外，還包含家族辦公室、社區組織及公民社群。社群模式已不再依賴單一的行政規劃，而是依靠市場機制與社會網絡自我演進，營造出「人人皆可創新」的開放生態，實現了創新鏈、產業鏈與生活鏈的完美閉環。
香港北都大學城地處北都的高質量發展區，其建設要超越單一路徑，建議採取「三區融合、階段演進」的多元發展模式：
短期可依託洪水橋優先發展「校區」模式，快速導入高校資源、夯實人才培養與科研基礎。中期可在牛潭尾等區域探索「校區＋園區」過渡模式，聯動新田科學城的科研平台與產業需求，推動產學研轉化與企業集聚。長期則要面向整個北都區域，逐步培育「社群／區」模式，通過城市空間與創新網絡的高度融合，吸引人才、資本與服務機構自由流動，最終形成一個多元循環、開放協同的國際化創新社群。
同時，考慮到北都大學城從土地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到正式入駐仍需較長周期，其間存在各種不確定因素，具體的規劃部署與政策措施亦會適時而變，我們亦總結出國內外大學城建設的六項成功要素：
1.明確大學城的戰略定位與發展目標；2.籌建期加強資金、土地等支援力度；3.推動產學研協同發展，強化科研與產業的雙向互動；4.加強企業合作、優化課程設計，定向培養高端專業人才；5.引進風險投資並優化資本運作，制定合理的產業化路徑；6.聚集國際化創新資源，深化國際合作，培育良好創新氛圍。
以期為實現北都大學城發展目標提供框架與指引，通過積極統籌北都大學城的各項規劃部署與資源調配，加快推進北都大學城建設落地。
二、以國內外大學城經驗，探討北都大學城建設重點方向
香港作為全球唯一擁有五間全球百強大學的城市，亦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與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其國際化學術資源、金融資本匯聚、國際人才吸引力強、文化氛圍開放包容等賦予了香港建設北都大學城獨特的優勢，但因北都大學城建設規模龐大，資金的供應關乎大學城的建設進度，也是社會關注的重點議題。
長期以來，香港的大學建設主要依賴政府撥款，而現時香港財政面臨持續壓力，政府更希望院校可以自身儲備優勢，以「自資」模式建設北都大學城。但院校儲備金是有使用限制，已規劃的資金僅能用於特定用途，不能隨意任用或調動。面對北都大學城動輒數十億，甚至上百億港元的基建投入，可謂杯水車薪。
但如果我們把大學視作一家「企業」，其充裕的儲備以及穩定的開支成本結構，必受金融機構歡迎。特區政府也鼓勵院校以自資或向政府貸款的形式建設北都大學城校園，根據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特區政府將預留100億港元放貸支持北都大學城發展。我們樂見香港大學近日公布了已簽訂10億美元中期票據集資計劃，通過發行債券應付資金需要，港大將成為香港首間發債集資大學，而且香港多所高校亦表示有意向通過發債融資彌補建設資金缺口。雖然高校發債在港是「新鮮事」，但在國際上已早有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通過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籌集資金的案例，例如在2012年劍橋大學發行了3.5億英鎊債券，用於建設幹細胞研究實驗室以及研究生宿舍。
除了政府投資外，建議可鼓勵院校與金融機構探索多種融資模式，例如政府可為院校向金融機構提供信用擔保，協助院校向金融機構申請長期的低息貸款；鼓勵高校發行專項發展債券、綠色基建債券等產品，以籌集資金拓展校園、建設大學城基建等項目，將高額投入分攤至未來數十年，以緩解院校短期內的財政支出壓力。
北部都會區是推動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而北都大學城的建設更是促進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最重要項目，若院校可改變思維，更積極參與市場進行融資工作，不僅可以加快北都大學城建設與發展，更有利於院校乘着北都發展的快車飛速發展，進一步增加影響力。
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