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期間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作出重要部署。本文結合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背景，闡釋「投資於人」的必然性和緊迫性，探討與之相關的範式轉換，揭示着眼和着力的主要方向和關鍵領域，並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通過再分配手段提高政府財政支出中的社會性投入佔比，擴大公共品供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投資於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筆者認為有些認識需要澄清一下。

以更大力度「投資於人」，並不意味着可以淡化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原則，而是着眼於實現這一原則在更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強調的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國家財政能力提高的基礎上，對「盡力」提出新的要求，發掘出新的「量力」可能性。

一方面，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技術突破，即刻帶來或預期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分好這個更大生產率蛋糕的必要性日益凸顯。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已經從供給側轉到需求側，居民消費日益成為增長的關鍵拉動力，而供給和需求兩側動能的開啟都要求加大對人的投入，提升人力資本稟賦和人的全面發展水平。

正如「投資於物」的落地要以企業、行業和項目為本位一樣，「投資於人」要求確立家庭本位。由於人口生育和養育、人力資本培養、消費及其平滑化、養老助老、扶貧助困，以及與社會協同互動、樹立正確婚育觀等都以家庭作為最基本單位進行，着眼於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投資於人力資本、基本公共服務和各民生領域都應該以家庭為基本落腳點。

「投資於人」既符合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也是現實挑戰提出的緊迫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總儲蓄佔GDP比重（儲蓄率）和總資本形成佔GDP比重（資本形成率）均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在很長時間裏投資回報率也處於世界最高位置。

提升效率 化解內捲

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隨着人口紅利趨於消失，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均進入長期下降過程。在物質資本回報率下降的時候，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不僅具有報酬遞增特徵，還將為下一次技術突破創造必要條件。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消失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和投資回報率均降低，成為企業「內捲式」競爭的根源。在宏觀上，從「投資於物」轉向更多「投資於人」，既是增進民生福祉的需要，也是微觀上提高生產率和回報率的必然要求。

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轉變，也對「投資於人」提出現實緊迫的要求。實現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所要求的增長目標，在需求側面臨的挑戰比在供給側更大，特別是居民消費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對於經濟增長潛力的充分兌現具有決定性作用。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資料，2024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消費率）為39.9%，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為48.2%，高收入國家（2022年）平均為57.8%。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方面，中國居民消費率面臨雙重超越目標：1）與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趨同，差距約為8個百分點，2）向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趕超，即進一步縮小約10個百分點差距；另一方面，消費率趨同和趕超都是可以預期的目標。例如，從2010年到最近年份，中國消費率年均提高1.0%，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分別降低了0.1%和0.2%。

鑒於居民消費是收入增長和分配狀況的函數，並且對於經濟增長具有至為關鍵的作用，我們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判斷，「分好蛋糕」已經成為「做大蛋糕」的前提條件。從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末開始，中國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不同指標的變化趨勢不盡相同。一方面，反映整體收入差距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在2009年達到峰值後開始縮小，但在2015年降到谷底後則進入徘徊狀態。另一方面，各項惠農政策和脫貧攻堅戰略的實施，推動農村收入差距和城鄉收入差距都顯著縮小，並且繼續縮小。這也就意味着，城鎮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而這同結構性就業矛盾有着密切的關係。可見，勞動就業日益成為「投資於人」並且可以得到顯著社會收益的重要領域。

四大領域持續發力

人力資本培養和民生福祉改善涉及生育、養育、教育、就業、培訓、養老等眾多方面。因此，以提供公共品的方式落實「投資於人」，自然也要滲透各公共服務和民生領域、覆蓋全部人口群體，貫穿全生命周期。從以下四個方面，我們嘗試揭示，不同發展階段相關的民生要旨及其關鍵短板，可以作為「投資於人」的主要方向和核心領域。

首先，圍繞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加大鼓勵生育的政策力度，促進生育率止降回升。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為1.3，此後數年繼續下降。對中國來說，生育率下降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嚴格生育政策的實施後果，所以仍有未實現的家庭生育意願。這要求推動政策以一個臨界最小規模投入資源，以形成對預期目標的極大激勵力度，消除家庭面臨的現實制約，從而釋放生育潛力。

第二，利用人口轉變過程創造的時間窗口，促進人力資本培養資源的統籌和整合，提升人類發展水平。少子化本身就具有緩解教育資源約束的效應，而不同教育階段人口在減少中的時間差，更為資源的重新配置創造了機遇。例如，幼兒園數量和在園人數的減少可以騰挪出資源空間，擴大託育服務以有效減輕養育負擔；小學和初中釋放出的閒置資源可用於支撐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改革；中職教育機構數和在校生人數的減少有助於把閒置資源轉移到職業培訓領域；支持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應對人工智能衝擊。創造這種削峰填谷效應，要求進行以管理一體化為取向的改革，破除部門間在資金統籌和資源配置上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

第三，應對以「一老一小」為重點人群的結構性就業矛盾，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城鎮收入差距趨於擴大，也是勞動力市場最新表現的反映。結構性就業矛盾意味着自然失業率趨於提高、勞動參與率趨於降低、就業零工化現象更為普遍。隨着人工智能對就業的衝擊愈發凸顯，結構性就業矛盾將愈加突出。研究顯示，以ChatGPT為代表的大語言模型顯著削弱白領崗位入門級技能的價值，對新成長勞動力的職業招聘數量減少已現端倪。大齡勞動者面臨的挑戰則在於，在已經存在的技能缺口和數字鴻溝基礎上，他們可能還會遭遇智能鴻溝，在勞動力市場處於更加不利的位置。因此，需要配置更多資源，使勞動者在整個工作生命周期都能得到公共就業服務。

最後，加大對稅收、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手段的運用，顯著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國內外經驗表明，把收入差距降到相對合理的水平，譬如說基尼系數在0.4以下、城鄉收入差距在2.0以下，必須在初次分配基礎上運用較大力度的再分配手段。此外，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也需要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推動。一般來說，常用的再分配手段主要是稅收和轉移支付。相應地，再分配力度分別可以用以下兩個佔比來衡量：1）具有再分配性質的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佔全部稅收的比重，可簡稱為「稅收佔比」；2）政府支出佔GDP的比重，可簡稱為「政府支出率」。

綜上，「十五五」時期需要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要將「投資於人」作為重要發力點，着力主要方向和關鍵領域，以此釋放消費潛力、引導有效投資，夯實內需基礎，進一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