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吉林過年期間，和女兒一起去了趟長白島濕地公園。長白島是松花江中的候鳥棲息地，常年棲居着上萬隻越冬候鳥，包括赤麻鴨、綠頭鴨、斑嘴鴨、秋沙鴨、天鵝、鴛鴦等二十餘種，平時牠們在水邊嬉戲覓食，偶爾也成群起飛，在江面上、在遊人頭頂振翅盤旋，那種遮天蔽日的場景令人驚嘆，要知道這可是人口稠密的市區江段，松江兩岸成片的居民樓鱗次櫛比，加上特意來看鳥打卡的遊客，人數當然亦以萬計。大概在人觀鳥時，鳥也在看人，雙方彼此打量揣度，對方是否可以維持持久和平，經年累月之後，終於相看兩不厭，結成和諧共生的比鄰夥伴。

我身邊有很多以生態文學為志業的朋友，比如英年早逝的胡冬林，他曾在長白山區一住五年半，近距離觀察野生動植物如何在大山的護佑下結成以生態鏈為名的生命聯盟。在一篇名為《鳥天堂》的散文中，他寫了一個獨居老人和候鳥間的感人故事：早歸的候鳥被冰雪所困無法覓食，老人就把自己的口糧撒在空地上，吹響柳笛召喚候鳥，從此鳥雀們年年來此棲息。老人老了，彌留之際，候鳥們盤桓在側，悲鳴不已，並用造巢材料為老人搭建安息之所。另一位陳鳳華曾和朋友一起，自駕數千里，從長白山區一直到江西婺源，追蹤國寶中華秋沙鴨的遷徙路線。

我自己對候鳥最真切的認知源自一位澳洲作家吉恩。二○一九年我任職的吉林省作家協會與中國作協外聯部合作，舉辦了第二屆中國吉林國際生態寫作計劃，那次共有十個國家的十一位外國作家詩人應邀來到吉林，親眼目睹了白山松水的秀美與雄奇。十一位作家詩人中最年長的是澳洲作家吉恩，他年近七旬，瘦瘦的，一身戶外裝束，背着雙肩背包，脖子上掛着一台佳能微單相機，隨身口袋裏裝着一本已經捲了邊兒的筆記本，隨時都會拿出來在上面記點什麼。在二道白河小鎮外的一個山坡下，他興奮地招呼大家，指着不遠處在一片水澤中覓食的七八隻體型不大的白色小鳥，說這是白鶺鴒，「牠們馬上要去我的國家了。」白鶺鴒體型與灰喜鵲相仿，身體大部分是白色的，頭部圓而黑，前額純白，形似戲劇舞台上的張飛臉譜，因此俗名「張飛鳥」。正值八月下旬，吉恩說，牠們每年八九月份南下，經中國東南部、南海，到東南亞，最遠飛到澳洲越冬。「你看，牠們現在體型較大，毛色也很漂亮，但等飛到了澳洲，經過長途消耗，牠們體型會明顯變小，毛色也沒這麼好看了，疲憊，驕傲，像大戰後的英雄。」牠們在澳洲會呆到次年四月，然後再啟程北歸。第一次有人從候鳥遷徙目的地的視角，通過遷徙前後體型的變化來描述牠們的壯舉，那個艱苦卓絕的過程一下被具象化了，我眼前彷彿出現了這些看似嬌小的精靈在長達數周的飛行中，越過陸地、山川和海洋，穿過狂風暴雨，用體內存儲的脂肪為燃料，億萬次揮動翅膀，終於完成了這史詩般的行程。

所有展開的生存史都是一部史詩：人類逐水草而居，角馬在非洲馬賽馬拉死亡競速，紅豆杉拚命舉起高大樹冠，都是生命在宣示自己的意志，牠們在時間與空間的廣闊坐標中鋪陳存在，在災變與毀滅的輪迴中不斷重生，用求生的單一指令對沖所有死亡威脅，從這個角度看，對食物、陽光和水的追逐同樣是莊嚴而又壯麗的生命歷程。寫到這裏，我腦海裏不期然出現了中國春運的宏大場景。今年春運民航發送旅客九千五百萬人次，鐵路發送旅客五點四億人次，這還不包括更為龐大的自駕群體，全社會跨區域流動約九十五億人次，而這種規模的「人類史上最大遷徙」已經持續了四十年。更值得深思的是這樣的春運史和偉大的改革開放史高度重合，它們互為表裏，完整地講述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歷程──社會結構的開放重構釋放了中國人的生命活力，巨量的人口流動又推動了經濟的活躍繁榮，這是中國人的發現之旅，也是中國人的奧德賽，他們在離鄉與返鄉間不斷切換自己的生命狀態，用打拚和忍耐成就了一個崛起的傳奇。有意思的是，經濟繁榮還催生了一個生活方式更為候鳥化的族群，數百萬東北老人每年在故鄉和海南、雲南間往返，他們的遷徙顯然超越了求生的簡單訴求，更多樣的宜居環境，更健康的養老方式，構成了他們的候鳥生活，每年南方越冬，北方避暑，豐富多彩的生命體驗說明遷徙不但是一種生存選擇，同時也在更高的維度上反映了生命的本質。

說回長白島，這裏之所以成為眾多候鳥的越冬選擇，最初源於這裏的松花江是溫暖的不凍江段。由於上游的豐滿水電站，下洩江水帶着發電機組的溫度，即使在冬天的嚴寒中也能保持四至十攝氏度水溫。這不但化育了吉林霧凇這個自然奇觀，也使大批候鳥有了一個遠比遙遠南方更為近便的越冬選擇。當然，除了自然條件之外，一個友好的社會環境至為重要，而這個環境的形成有賴於「鳥叔」任建國的堅守。從一九九六年開始，任建國就在島上義務護鳥，他驅逐盜獵者，救助遇險鳥類，自購鳥糧在冬天投餵候鳥，在他的帶動下，更多社會力量紛紛參與到愛鳥護鳥的行動中，使候鳥數量逐年增加，從幾百隻，一直到今天的上萬隻。這又道出了一個生存邏輯之上的至高法則：互助與分享才是所有生命的福祉，是隱於春華秋實、生老病死這些表象之下的無言天道，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參與建設的人間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