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忙於譯書，繼菲利普·羅斯小說《我作為男人的一生》問世，最近上海譯文出版社又刊印我與陳恬合譯的《悲劇與普通人──阿瑟·米勒隨筆集》。想及先前還翻譯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奧斯特的《布魯克林的荒唐事》、多克托羅的《世界博覽會》和羅斯的《反美陰謀》，忽然意識到自己似乎不知不覺地走在了翻譯美國文學作品這條路上。

四十餘年前由北京移居紐約，並無「美國夢」，卻有「英語夢」。年輕時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的是俄語，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央視，可當年中國與蘇聯關係惡化，兩國電視交換關係中斷，我也就學不致用，甚感失落，但因喜愛語言，也就產生了學第二門外語的強烈願望。

外語學院老師們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親切印象。特別記得翻譯老師耿龍明，他在講述「俄譯漢」風格的一堂課上講到不同的翻譯家有不同的風格，他說：「金人有金人的風格，汝龍有汝龍的風格，草嬰有草嬰的風格……」說到這兒，他忽然停頓片刻，掃我一眼，然後說：「陳安有陳安的風格……」使我頓感意外，吃驚，發窘。當時耿老師給了我們一個俄譯漢作業——翻譯一篇描述列寧在聖彼得堡工廠慷慨演講的文章，顯然因覺得我譯得不錯而給了一個學生這樣的過譽，可他或許想不到的是，這句簡短的勵志之詞極大助益於一個年輕人的志趣，以致使他一生有志於翻譯和寫作。後來我從網絡上關注耿老師，知悉他成了教授、副校長和資深翻譯家。

臨近四十才開始學英語，顯然先天不足，需埋頭刻苦自學：每天背單詞，念課文，練打字，甚至自不量力出門買來《紐約時報》，在社論對頁版上找文章硬譯，那勢必磕磕絆絆，塗來改去，好在有英漢詞典，也總能勉強譯出。自學之外，總得上學，便去報考哥倫比亞大學美國英語課程，考到七級，第一堂課老師就要我們當堂寫作「我的童年」，出乎我的意料，翌日蘇珊老師對我說了句「You do better than we do」，並通知我跳過七級，去上八級，後來我又跳過九級直升十級，最後以《馬克·吐溫與中國》一文卒業，也就有了後來上哥大圖書館學院的資格。

一個成年移民常要通過頻繁的考試尋找生計。後來我先後考取紐約當地的《中報》和《北美華僑日報》，開始從事新聞翻譯，自知英文水平遠不如港台同事，又好在可用英漢詞典，我查得快，英文生詞變成中文也快，在翻譯速度和數量上也就不太落後於他人。

翻譯事業總有人在關心、呵護。我在僑報工作期間，就有聯合國資深翻譯范存恆先生志願來幫助審稿糾錯，平時他對我們這些譯員熱情洋溢，幾次請我們上中餐館用膳，還帶我們去聯合國參觀。有一次，就像當年耿老師的話使我感到驚愕一樣，他問我：「要開聯大了，你願不願意去協助搞翻譯？」這顯然又是長輩對小輩的認可和提攜，頓時感我肺腑——到聯合國當翻譯，那是多榮耀的事，但慮及此應是臨時工作，而且我已決定去投考哥大東亞圖書館，便對范老師表示了悵憾和謝意。

隨後我考進東亞圖書館，負責向國內圖書公司訂購新書，同時免費攻讀圖書館學碩士學位，並在業餘時間、假日節日試着編寫一部詞典。既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就得充分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所以我常覺得這本詞典其實首先是為自己編的，又是我練習英譯漢的好機會，何不嘔心瀝血下一番功夫。當時尚無互聯網，我硬是在哥大圖書總館及商業、法律和音樂等分館查詞典、翻資料，檢索、抄錄、翻譯、撰寫一條條詞目、一個個例句，歷經八九年之久，一部二百餘萬字的《新英漢美國小百科》終於在千禧年即本世紀○○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刊印問世。我把著名翻譯家董樂山的《吾道不孤》一文用作代序，正是他編的《美國社會生活小詞典》啟發了我，而他在見到我起初寫的部分樣張後便撰寫此文，讚曰「從條目到詮釋到例句都比我的那一本完整多了」——這不就是又一次一個長輩對小輩的誠摯勉勵嗎？董老師因病早逝，未能見到「小百科」，為之我深感抱憾。

美國文學寶庫裏該有多少作品可讀、可譯，可我一直沒有想到進此領域，因為知道憑我孤身一人，選書、版權和出版等都是難於上青天的大問題。可不料，終於有機會來臨。《南方周末》駐滬記者王寅來紐約採訪與我相識，持着我的隨筆集《尋找貓頭鷹》回滬就把我推薦給《書城》執行編輯彭倫，很快我便開始為該刊撰稿。彭倫自己也從事文學翻譯，熟悉版權處理事務，並與多家出版社有聯繫，他覺得我的文筆似乎適合文學翻譯，就約我譯《布魯克林的荒唐事》，由此我便進入這個新領域，首部譯作就由三家出版社先後刊印了四版。據彭倫說，我的譯文被普遍認為有自己的風格。看來，我沒有辜負耿龍明老師的期望，因而感到欣慰。

我說「感言」，其實就是感念、感謝，撰寫此稿，心頭始終浮現着我一生中那些熱情鼓勵我前行的師友們的親切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