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跳水運動員全紅嬋因不堪忍受某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微信群，持續數年用各種侮辱性的外號、惡意剪輯的視頻和AI製造的黃謠對其進行系統性謾罵攻擊，其所在訓練中心憤而報警，警方介入立案後，立刻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

由此想到近年一再發生的諸如：武漢被撞學生母親維權，因容妝、穿着被惡意誹謗，最後不堪屈辱而墜樓；浙江女孩因染髮去醫院看望爺爺，遭網上辱罵、造黃謠後抑鬱自殺；四川某團夥收費替人竊取他人隱私、電話短訊轟炸、冒名捐器官、寄花圈紙錢之類，致多人滋生抑鬱輕生傾向；北京某人非法盜取大量私人信息，在網上「開盒」曝光八百餘人隱私；杭州女子取快遞遭偷拍，捏造謠言的視頻在全網瘋傳等等，這些極具傷害性的侵權霸凌事件已非簡單的網絡言論失當，而是借助互聯網，以匿名、群體和廣泛傳播的方式，蓄意對特定個體實施言語攻擊、隱私洩露、輿論圍剿和人格貶損，本質上已經演變為一種技術驅動帶產業化徵兆的群體性暴力，正在釀成嚴重的社會公害。

網絡暴力的氾濫絕非偶然，而是技術特性、群體心理與社會環境交織派生的產物。首先，互聯網匿名性特徵導致技術賦權的異化，消解了網民的身份約束與社會責任，漸次變為施暴者肆意宣洩情緒、偏見與惡意的窗口。尤其是算法推薦製造的「信息繭房」，讓極端觀點與偏見得以不斷放大，個體理性被群體情緒裹挾，從眾效應促成了群體極化的非理性狂歡。其次，以匿名性、傳染性和暗示性動員起來的「烏合之眾」，借助群體聲勢佔據輿論優勢，毋須事實核查，恣意對他人進行片面且極端化的道德審判，將「正義感」簡化為點讚與轉發的競賽，群體心理的失控構成了以正義為名的網絡私刑。再有，幾乎不需要任何代價的轉發與評論，讓違法變得輕鬆且隨意，而受害者由於取證、定性和追責的難度極大，大多陷入孤立無援的悲慘困境，這種違法成本與維權成本的極度失衡，無形中助推着網絡暴力的肆意風行。

網絡暴力帶來的損害是巨大的。瀰漫的網絡戾氣消解了理性討論的空間，使公共議題淪為情緒對立的人身攻擊，極易造成社會生態惡化與信任的崩塌。施暴者突破法律與道德底線，扭曲且顛覆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念。大量受害者遭受隱私洩露和「社死性」攻擊，人格尊嚴與社會聲譽被無情侵犯，打亂並破壞了原有的正常生活和社會關係，負面影響長時間無法消除，全然無辜的突發性身心重創，經常引發當事人焦慮、消沉、抑鬱甚至自殺的嚴重後果。如任其氾濫，必將對社會秩序構成嚴重的衝擊與破壞。對網絡暴力說「不」，已勢在必行。

面對虛擬世界的隱形群體和私權與公權的模糊空間，網絡治理成為一個全新的社會課題，這是個政治性、政策性很強且涉及面廣、影響性大的系統工程。全面鋪開的治理措施或有很多，目前最為迫切的，當是在如何從長期的被動響應向着主動預防的方向推進，如何有效培育數字公民素養和網民同理心兩個方面下功夫。首先，要完善法律體系，提高違法成本與執行效率。細化網絡暴力相關立法，明確侮辱、誹謗、人肉搜索、網絡教唆等行為的法律邊界；建立網暴案件的快速立案通道，平台應無條件配合，降低維權門檻，簡化取證流程，支持公益訴訟與集體維權；同時要加大對施暴者的懲戒力度。其次，要壓實平台主體責任。建立網暴風險預警模型，通過語義分析、行為模式識別等技術，在暴力升級前介入干預；增設極端辱罵詞彙的彈窗提醒；建立異常流量熔斷機制，切斷網暴的傳播鏈條。再者，要加強政府監管與協同治理。明確相關主管部門聯動執法規範，開展專項整治，打擊黑色產業鏈；建立跨平台聯防機制，推行「網暴黑名單」跨平台互通，防止網暴信息瀰漫性擴散；公開典型案例，形成法律警示與社會示範。最後，要加強媒介和網民素養教育。警惕「正義幻覺」背後的認知陷阱，培育文明理性的網絡文化；每個網民都應成為自己的第一責任人，意識到網絡審判往往基於信息繭房裏的片面正義；當想轉發指責他人道德瑕疵的內容時，努力從越回應越興奮的強迫狀態中抽離出來，在按下發送鍵之前，意識到虛擬空間面對的是個真實且可能是完全無辜的個人，故而，當把審慎而理性的發言當作公民應負的道德責任。

網絡空間健康與否是文明社會的一塊試金石。數字時代源自人類科技的巨大進步，科技無罪且有功，但數字技術的使用方式卻折射着社會文明的程度。每一個有健全理智和社會良知的網民都務必清醒地認識到，在我們屏幕的另一端，皆是一個個鮮活而又具體的生命存在；每一次帶有負面情緒的點擊，都可能成為壓垮他人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談論網絡暴力治理的實質，旨在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建設一個怎樣的數字社會？可以說，它的答案，就藏在每一次理性的發聲裏，藏在每一句善意的表達中，藏在我們對待陌生人的方式上。網絡暴力作為數字時代滋生的一顆毒瘤，我們必須勇敢地站出來對它說不！說「不」，或許有一個曠日持久的較量過程，但目的決不是回到萬馬齊喑的沉默年代，而是要在保障言論自由與捍衛人格尊嚴之間，找到一個恰切的平衡點；在鼓勵公共參與與防範群體極端化之間，建立起符合人性與法治的邊界線。

說「不」，破網暴之痛，始於制度，更成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