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作為英國的著名旅遊城市之一，向來以奧斯汀的故居作為賣點，她曾在此住度過五年時光，當地的風土人情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借筆下人物之口讚譽這座溫泉名城，「誰會對巴斯感到厭惡呢？」這也讓很多讀者形成一種印象，奧斯汀與巴斯關係密不可分，她喜愛並享受在這裏的生活。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去年底恰逢奧斯汀誕辰二百五十周年，在巴斯舉辦的一場展覽顯示，她在這裏生活得並不快樂，甚至認為這是世界上最令人厭煩的地方。據說，當初奧斯汀住在漢普郡的時候，擁有安靜的環境、親密的社交圈以及創作自由，已非常習慣那裏的鄉村生活，可突然間遷至巴斯這樣一個繁華、社交密集的城市，讓她感到束縛與不適。與如今巴斯是一座美麗而歷史悠久的城鎮不同，在奧斯汀的時代，主城區到處在蓋房子，每家每戶都有冒着煙的煙囱，而且缺乏完善的下水道系統。至少在某些地方，它並不是一個宜居之地。奧斯汀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透露，自己對巴斯的第一印象是「一片霧氣、陰影、煙霧和混亂」。

除了環境因素外，巴斯作為當時上流社會的度假勝地，以奢華的浴場、舞會和社交活動聞名，但這種講究排場、重視階級與外在形象的生活方式，令崇尚真誠與內省的奧斯汀感到厭倦。她在書信中曾諷刺地稱巴斯的社交為「無意義的喧鬧」。另外，一八○五年，奧斯汀的父親染上熱病去世，這突如其來的噩耗令她心碎不已，心靈上受到不小的打擊，家庭的經濟狀況也隨之日益拮据，不得不依賴兄弟接濟。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加深了她的不安與失落感。

或許正是在巴斯的精神壓抑，讓奧斯汀在此期間幾乎沒怎麼寫作，唯一動筆的是小說《沃森一家》，但也只是寫了個開頭，就寫不下去了。直到奧斯汀隨家人搬離巴斯後，她才又開始創作，她在一八○八年寫的一封信中曾描述自己「逃離的喜悅之情」。在她的小說《諾桑覺寺》中，主人公莫蘭和蒂爾尼有一段對話，「我承認，巴斯在六周內還算宜人；但超過六周，它就是世界上最令人厭煩的地方。」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她的內心世界。

雖然奧斯汀不太喜歡巴斯，但這並不意味着她沒有從中汲取靈感。巴斯對奧斯汀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地方，早在她全家搬來之前，她曾到訪過巴斯採風，在居住期間，她仔細觀察和吸收這座城市的一切，並將之融入她的故事中。比如，在她的兩部小說《勸導》和《諾桑覺寺》中，就大量運用了巴斯作為背景，如皇家新月樓、圓形廣場和泵房，以及專門的「The Jane Austen Centre」，吸引着無數書迷「朝聖」，折射出她與這座城市之間又愛又恨的錯綜複雜關係。

實際上，在文學世界中，有不少作家與他們成名之地或代表作背景之間也有着類似的矛盾情感。例如英國女作家伍爾芙，她對於出生地倫敦同樣是既愛又恨。一八九八年她在寫給表親的信中，形容對倫敦的愛永不會冷卻，「每天都在數着日子，盼望着可以回到心愛的倫敦城。」她在一九一六年評論一本關於倫敦的書時寫道，「我們會願意讀這樣一本書，它關於這個城市的每條街道，讓你讀完還想讀。從已經滅絕了的怪物的骨骼到地窖裏印着羅馬皇帝像的硬幣，還有家門口小店主的名字，所有這一切都令人痴迷，生活的素材無窮無盡。」

另一方面，伍爾芙在為倫敦的自由感到欣悅的同時，也對它的種種局限保持批判的態度。例如，她在處女作《遠航》的開篇，描寫了夜間在倫敦苟活的赤貧賤民；在《三枚金幣》中寫到，是那些有影響力的男性統治着倫敦最有特權的空間。在《雅各的房間》和《歲月》中，揭露了倫敦社會觸目驚心的不公和不平等。

愛爾蘭作家喬伊斯也是如此，在《都柏林人》中將都柏林描繪得細膩入微，但他成年後長期流亡歐洲，自稱「自願放逐」。他曾說：「我必須離開愛爾蘭，才能真正寫出它。」他對都柏林既熱愛又批判，情感極其矛盾。

從奧斯汀對巴斯的複雜感情不難看出，作家與地理空間的連結，未必是浪漫的歸屬，而可能是創傷、妥協或反思的產物。正因她對巴斯的不滿，反而促使她在《勸導》中深刻描寫一位成熟女性如何在失落中尋回自我，這或許正是文學的力量：從不快樂的現實中提煉出永恆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