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份，中國的宏觀經濟數據比預期好，但仍有兩個問題須進一步思考。第一，在「供強需弱」情況下，低通脹問題會成為非常大的挑戰、低通脹造成的後果會很嚴重。第二，今年經濟實現很好的開局，但「開門紅」將會如何演變還不確定。

我們要認識到，過去經濟發展多為依傳統產業，具有低附加值、低技術、低勞動成本的特徵，該時代已一去不復返。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在「十五五」規劃中至關重要。若能成功轉型升級，未來便有機會持續保持競爭力；若未能實現，後續困難將顯著加大，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好在過去一段時間已看到一些積極信號。近年來，中國已在諸多領域實現專利數量的顯著趕超，與美國不相上下；日本雖原有領先優勢，目前僅在部分領域保持一定地位，但數量已呈縮減態勢；歐洲則基本已無特別明顯的領先領域。這一格局變化對中國意義重大。

亦常有觀點指出，專利數量僅反映數量維度，質量層面或仍存在差異。簡言之，專利多為原創性成果，部分則為應用性創新，對此我們理應正視。以中美人工智能（AI）競爭為例，雙方雖均處於前沿領域，但客觀而言差異仍較明顯，美國在「0到1」的原創階段優勢突出，中國則在「1到100」的應用拓展方面具備長處。

但我們對此不應持悲觀態度。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若期望一夜之間實現科技全面趕超美國，顯然不切實際。趕超需要時間和過程。正如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勳所言，當一項原創性技術問世後，獲益最大的未必是技術原創國，而是能夠更好更快應用該技術的國家。

中國原創創新能力或仍需學習追趕，但應用能力與擴散能力較強，若能充分發揮，經濟發展將獲重大機遇。歷經此次工業革命，中國經濟有望邁上新台階。唯有發展水平持續提升，原創能力方能進一步增強，二者相輔相成。不可能經濟仍處於發展中國家階段，科技已全面全球領先。個別領域領先確已實現，所以「十五五」規劃作出諸多部署。

外界也在討論「索羅悖論」。當前各方熱議AI，但其最終能否體現於全要素生產率。換言之：微觀層面，AI提高效率、改善生產率的證據較為清晰，無論企業數據或行業數據均可佐證；但宏觀層面，目前尚未觀察到AI已顯著提升全國全要素生產率。

當然，中國當前亦面臨諸多問題與壓力，其中最為突出的包括房地產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地方債務問題，今日或可再增列國際局勢問題。展望未來發展態勢，總體而言，中國正邁向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該模式主要涵蓋三個重要方面：

第一，產業層面需發展新質生產力，以一批新興產業持續引領未來經濟增長。客觀而言，壓力頗大，但在各領域均已觀察到積極信號，已有大批企業湧現。從近期與投資者及創投機構進行交流來看，各方普遍認為現已進入創新創業的黃金時期──新技術浪潮之下，幾乎所有行業均面臨提升、改造與重構的機遇。因此，創業又逢黃金時期。

第二，需提升需求。此非易事，提振消費需求歸根結底需落實兩個方面：有收入與有信心。各項政策最終需落腳於此兩點，且需更大力度舉措，消費方能提升。

第三，國際秩序亦發生一定變化，中國需通過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共同助力、改進或提升現有經濟秩序，特別是使其更契合發展中國家需求。

聚焦投資於人議題

關於未來的政策取向，筆者認為，首要之策為構建政策組合拳。本輪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恐非簡單周期性因素所致，故所需不僅是宏觀政策，或需一套組合拳：宏觀政策固然必要，但創新創業尚需諸多行業政策支撐，最終更需改革政策與之配合。因此，關於如何實現「開門紅」態勢延續，關鍵在於落實上述政策可持續性。

其次，本輪經濟轉型過程，涉及政府功能與政府行為的轉變。過去數十年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極大作用，將來當然仍需發揮重要作用，但功能應有所調整。一方面，二十屆三中全會已明確改革方向，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意味着政府或需讓渡部分資源配置權予企業與市場；另一方面，過去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工業化推進方面成效顯著、獲益頗豐，但關於政府是否最為擅長支持創新活動，需重新考量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分工問題。

再次，聚焦於「投資於人」議題，需制定一系列政策。「投資於人」確有道理且頗具獨特之處：一方面，發展至現階段，人的因素愈發重要；另一方面，「投資於人」內涵豐富，既包括提升人力資本，亦包括增強生活安全感，同時亦可反哺新質生產力發展。因此，可以增設相關討論，「投資於人」或將成為下一輪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步驟。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