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Humanistic Economics）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領域，它試圖將人文關懷、倫理價值和社會目標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超越傳統經濟學中對「理性人」假設的過度依賴以及對物質利益的單一追求。它還關注人類行為的複雜性、文化的多樣性以及社會公平與正義等問題，強調經濟學研究的社會責任和人文價值。它也關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發展的在地化問題，強調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應尊重自身文化和價值觀，避免盲目模仿發達國家的模式，等等，這些都給我們帶來觀察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新視角。

而在智能化時代，人文經濟學又能給社會催發什麼呢？

首先是情感與價值的作用。在智能化時代，人與人工智能體都需要有共情能力。比如對「氣氛」的感受。按格諾特·波曼《氣氛美學》所說的，氣氛主要是一種處境感受，建築物所呈現的整體氣氛讓人沉浸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音響所創造出來的音樂環境能讓人激動與興奮，燈光也如此。智能化時代人工智能體的介入，要根據數據來設計參數，然後由電腦控制整個程序，如何能讓人工智能體調動起人的情緒，就需要人文因素的加入。音符之聲本無哀樂，但因為有人的「情感」參與，於是音符的組合就有了「情感色彩」，這就是人文。如何讓人工智能體與人達成情感的同頻共振，設計者需要高度的人文素養。同樣，在元宇宙的虛擬空間中，能引起人共情的「情感」因素也是需要製造者先行體驗的。至於價值，人與人工智能體不僅要達成價值對齊，還要做到價值共生。因為價值對齊是根據過去的價值經驗，而價值共生則需要人與人工智能體根據現實與發展互動共生的。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體需要學習和完善，而人的價值主體作用則是起引導和控制作用的。

其次是催發了人與人工智能體的責任意識。隨着「龍蝦」的出現，人與人工智能體都要有「風險共擔」意識。人工智能時代加劇數據壟斷，是信息資本主義的利己，少數掌握信息優勢的主體會濫用權力，在權責不對等的情況下規避責任，將技術風險與災難性後果轉嫁於公眾，最終形成少數人獲利、多數人承擔代價的系統性風險。只有人工智能體在倫理設計中表現為利他行為，自反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過程才能真正開啟。

第三是催發生命感受能力。人工智能體的飛速發展會造成人對自身能力的疑惑，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對人類精神主體性的消解，導致人的存在意義模糊與價值感虛化，使人失去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如何在人工智能體中體現對生命的尊重，不僅考驗人強大的生命感受能力，也是人工智能體最終能在進入人類日常生活中體現人文關懷的關鍵。而歷史上那些關於生命討論和思考的人文經典以及它們在人類歷史上所起到過的影響作用，都將在人工智能體的「生命」中有所體現，這樣，它才能回答為什麼林黛玉會去葬花，為什麼會喜歡枯荷。史鐵生的《我與地壇》表達的是什麼樣模糊的情緒。人工智能體會用模糊數學去解決這些問題嗎？

第四是催發審美力。審美意識是催發人工智能體能否持續發展的硬實力，因為情感關乎趣味和審美，由情感共同體、趣緣共同體起步，最後才形成審美共同體。蘇格拉底與西庇阿斯關於合適的才是美的對話，是機器無法達到的選擇。蘇格拉底說，用一隻美的瓦罐煮了一鍋美的小米粥，到底是用金製的美麗的勺子去攪拌還是用無花果木製成的勺子去攪拌，關乎到合適的才是美的觀念。蘇格拉底選擇的是後者，顯然無花果木的勺子去攪拌更合乎美的趣味。面對這種選擇，我們的人工智能體會選擇哪個呢？這涉及到材料學和材料美學，但重要的則是審美力。周鴻禕（360公司創始人）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人類的審美與判斷力是保持主動權的核心技能。他在二○二六年中國科幻大會上指出，面對人工智能發展，人類群體將出現分化：不善於使用和管理智能體的人可能成為附庸，而善於打造、設計智能體的人能掌握主動權，其關鍵在於品味、審美和判斷力。美學家蔣勳說：「一個人審美水平的高低，決定了他的競爭水平。因為審美既代表着整體思維，也代表着細節思維。」審美，絕非僅僅局限於對事物外在表面的簡單評判，它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感知與理解。當我們以審美的視角去觀察世界時，我們能夠從宏觀的角度把握事物的整體架構和脈絡，看清其內在的邏輯與秩序；同時，我們又能敏銳地捕捉到那些容易被忽視的細微之處，發現蘊含其中的獨特韻味與精妙細節。這就考驗人工智能體最後能否達到人類意識高峰的複雜思維和高級思維。

最後，人文經濟學催發我們打破學科壁壘的意識，只有人文＋經濟＋智能，才能形成新質生產力，人文＋經濟＋智能技術＋產業鏈，才能形成新經濟。

人文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的一股「反思性」力量，試圖在效率與公平、理性與情感、個人與社會之間尋找平衡。它不僅豐富了經濟學的理論內涵，也為解決現實世界的複雜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何將複雜的文化和社會因素量化為可操作的經濟分析工具，如何在跨學科研究中保持經濟學的嚴謹性等，依然是對這一新型學科的考驗。儘管如此，人文經濟學的學術貢獻和發展潛力不可忽視，它為經濟學研究以及文化產業研究注入了更多的人文關懷和現實意義，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