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鼎昌，字達詮，生於一八八四年，祖籍浙江吳興。一九○三年考取四川官費留學日本，學習經濟。一九一○年歸國後參加「廷試」，被授予商科進士。民國政府成立，曾出任中國銀行總理、天津造幣廠監督，後任鹽業銀行總經理和四行儲蓄會主任以及金城銀行董事。從此吳鼎昌「腳踏兩隻船，政壇商場兩不誤」，一九一九年擔任南北和議的北方代表，段祺瑞政府的財政次長，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戰爭爆發段祺瑞下野後被免職，退出政界。

英斂之的《大公報》早期出資人在柴天寵而外，還有王郅隆。有一段時期，王郅隆對於英斂之的支持甚至超過柴天寵。後來柴天寵退出，王郅隆買下了《大公報》的全部股份，王郅隆曾請胡政之擔任該報經理兼總編輯。直皖戰爭，段祺瑞敗北，王郅隆被指控為「安福十大禍首」，遭到吳佩孚通緝，逃亡日本，一九二三年九月關東大地震，王郅隆死於橫濱。其子王景杭接管《大公報》，經營不善，致《大公報》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停刊。一九二六年蟄居天津的張季鸞和經營《國聞周報》的胡政之，每日經過停業的《大公報》館，看到大門緊閉的蕭條景象，想起來此時擔任鹽業銀行總經理的吳鼎昌，他們是留學日本的舊交，三個人一拍即合，決定由吳鼎昌出資五萬元買下《大公報》資產和招牌，三個人合力辦一份像樣的報紙。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新記《大公報》在天津問世，他們高調宣傳自己辦報「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不以言論做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不盲，則是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

吳鼎昌白天在鹽業銀行上班，晚上八點一定趕去報社。他與胡政之、張季鸞談論時局，交換意見，研究「社評」的寫作，經濟方面的文字許多由他親自撰寫。午夜十二點以後，三人常常與報業同人一起吃夜宵。他們三人用了四年多時間，把一份倒閉的報紙辦成了中國最好的報紙。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發行一萬期，發行量增至五萬多份，恰逢吳鼎昌四十八歲生日，他寫了一首七絕：「已過光陰不計年，無端文字著因緣。今朝正是予初度，一紙題籤滿十千。」張季鸞曾說「達詮於新聞事業，見解獨卓，興趣亦厚，以為須有獨立資本，集中人才，全力為之，方可成功。」徐鑄成在回憶錄中說他「這種放手讓合作者發揮其所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氣魄，可能是他的事業能作出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報紙的成功，為吳鼎昌重返政壇鋪平了道路。一九三五年他辭去《大公報》社長和董事長職務，但他仍然是《大公報》最大的股東，是名副其實的後台老闆。他先後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貴州省政府主席、南京國民政府文官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職。主政貴州七年，他大力發展經濟，開發人力，並革新縣政，對於鞏固後方支持抗戰做出了很大貢獻。曹聚仁評價他「其人品與才學，都和司馬光相近。」姜超岳言其「為人之風度，處事之魄力，見解之卓越，深感非常人所可及」。

吳鼎昌自述有三大志向：一是辦一張報紙，二是辦一個儲蓄會，三是建一家大飯店。他逐一實現了自己的抱負。一九三四年他在領導「北四行」期間，籌措資金在上海南京西路建成了八十多米高二十四層的上海國際飯店，是當時亞洲的最高建築，有「遠東第一高樓」之譽。

吳鼎昌一九五○年病逝於香港，陳紀瀅評其「一身事功無窮，從金融、經濟、實業，一至省主席、文官長、秘書長，都有卓越貢獻，足資後人景仰。他應是民國以來成功而最顯赫的金融家與政治家之一。」「若以影響後代深遠論，則仍以發起與扶植《大公報》為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