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問題一直是香港最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之一。過去一段頗長時間，公屋輪候時間居高不下，劏房問題日益嚴峻，青年置業遙不可及，這些現象不僅反映供應不足，更折射出制度設計的滯後。現屆特區政府在處理這個「燙手山芋」時，以「幸福感」為核心理念，提出更科學的房屋供應策略，制定以居民為本的幸福設計指引，並在短、中、長期同時發力；推動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加快公屋建設，增加資助房屋的比例，讓更多合資格居民能自置居所，提升社會向上流動的動能。

這樣的房屋政策並非僅僅追求數量，而是嘗試把幸福感「制度化」，強調房屋不只是建築物，而是居民生活質素、心理安定與社區凝聚的載體。這種思維突破了過去光着重「供應量」的單一指標，嘗試建立一套衡量幸福感的標準，將非量化的價值轉化為政策框架。房屋局與房委會早前推行的「幸福先行·預試計劃」便是一例。作為其中一個試點的觀塘啟業邨，新增的「社區生活走廊」設有長者座椅、充電接口、燈光與風扇，既能遮風擋雨，又成為居民交流的聚腳地。居民普遍反映「屋邨更有活力」、「環境更舒適」，這些正面評價顯示幸福感政策的落地成果。

幸福感政策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簡化和重構房屋階梯」。傳統的「房屋階梯」概念，是由公屋起步，逐步過渡到資助出售房屋，再到私人市場置業。然而，這階梯在一段時間裏出現了斷層：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居屋供應有限，私人樓價高企，令不少家庭難以跨越。特區政府就簡化和重構房屋階梯形成全新思路，透過增加簡約公屋，以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並引入多元化供應模式，讓市民能根據自身收入和需求選擇合適的階段，而不是被迫停留在某一層。這種重構既是回應市民對自置居所的渴望，也提升社會穩定性。擁有自置房屋往往能增強家庭的安全感與歸屬感，減少社會焦慮，這正是「幸福感」政策的深層意義。

海內外不少發展公營房屋的經驗可供香港參考借鑒。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在規劃公共房屋時，強調「社區─生活─教育」的結合，設計「空曠底層」、鄰里中心與公共設施，讓居民自然交流，使公共房屋成為社區的核心；丹麥的「共居運動」則強調共享空間與社群互助，居民共同管理廚房、花園與公共設施，形成強烈的社區認同。這些政策的設計均跳出單純的房屋供應量，而是着重減少居民的孤獨感，提升心理健康，在長期社區維繫中發揮重要作用，可見房屋政策不能只有數字，還需要以居民和社區的幸福感為施政基礎。

現時香港的土地、教育與產業政策由不同部門負責，若部門間協調不足，便不能有效整合資源，「產業─教育─社區」的三角結構可能出現斷裂。再者，過渡性房屋與簡約公屋雖能短期紓困，但若缺乏長遠規劃，可能會造成資源錯配。此外，深圳前海、新加坡裕廊等地已形成成熟的產業與社區生態，香港要追趕，就需在制度創新與政策支持上更具力度，否則只可能是「跟隨者」而非「領先者」。

房屋不只是建築物，而是承載情感、希望與身心靈安頓的所在。房屋政策不只是追求數量，更着力提升幸福感。這種能夠將技術專業與人文關懷結合的施政思維，正是現屆特區政府務實有為、敢於破局的地方。其施政不僅打破以往的思維定式，更在制度層面上引入幸福感的衡量，為房屋政策注入新的內涵。若能持續深化，幸福感將不再只是口號，而會成為房屋政策的核心價值，並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出獨特的制度創新。這不僅是房屋的故事，更是城市治理的故事，是香港在新時代追求幸福與凝聚的象徵。

博匯智庫主席、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