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善恆資本管理行政總裁周嘉恆表示，內地有不少地方可借鏡，特別是「政府引領、資本跟投」的做法。他說，私人資本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投資偏好於回報周期短、商業邏輯簡單、收益可見度高的賽道。然而，像電網等領域，因前期投入龐大、建設周期長、短期虧損難收窄，且投資者對重資產、強技術屬性的行業認知有限，難以吸引資金布局，惟內地不少地方政府率先「躬身入局」，成為私人資本的「示範案例」，大大增強了市場投入的信心和可預測性。

周嘉恆表示，雖然香港高度自由的市場機制成就了經濟繁榮，卻也埋下深層結構性隱憂。香港自由的市場環境，讓金融、地產等行業交易成本低、回報周期短、獲利可觀，並將社會最頂尖的人才、資本與技術資源集中至傳統優勢產業，不僅造成產業結構嚴重傾斜、資源配置失衡，更制約香港的長遠轉型與發展空間。

這種重視短期盈利的市場文化，讓社會對高風險、長周期的科技創新項目認可度與參與度長期偏低，但在當前人工智能（AI）迭代、芯片競逐、生物科技爆發的浪潮中，香港發展步伐明顯滯後於國家整體騰飛勢頭。事實上，芯片、生物科技等前沿產業不同於一般商業創新，需要依賴超大規模基建鋪設、長周期基礎科研積累，其回報也不只是企業盈利，更能提升香港乃至國家的科技競爭力。

然而，市場存在短視主義，無法承擔科創產業前期五至十年的虧損期，且相較地產行業「磚頭文化」的資產可見、估值簡單，AI與生物醫藥產業技術壁壘極高，在缺乏政府戰略引導與政策托底的環境下，民間資本對此類賽道的風險貼現（Risk Discount）長期偏高，直接推高科創企業融資成本，造成香港創科產業長期融資難、發展慢。

矯正「小政府大市場」政策

針對相關問題，他認為，要通過頂層設計與公共投資，矯正過往因為「小政府大市場」政策導致的市場扭曲，主動降低科技創新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將原本混亂的民間博弈轉化為高效的集體協作，為市場在未來能夠在更寬廣的產業光譜中有效運行，故建議特區政府充當「錨定投資者」與「系統整合者」，直接資助、成立共同投資基金及推進建設重大科研基建，承擔早期最高風險的研發成本，創造可被市場利用的公共知識與平台，從而降低私人資本的進入門檻。\大公報記者李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