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住了十幾個年頭了。說來也怪，每次有朋友從內地來，陪他們逛街看景，反而讓我對這個地方有了更深的認識。

自己在這裏待久了，容易把一切當成理所當然──中環的高樓、維港的夜景、叮叮車的聲音，都變成了背景。倒是客人來了，瞪大了眼睛問這問那，我才看到了別樣的香港。

周末，我陪一個北京來的朋友在中環閒逛。午飯吃完，想找條清淨的路走走，就從皇后大道中拐進了衛城道。坡有點陡，兩旁是老樹和舊樓，人一下子少了。走到半坡，看見一棟四層樓的淺黃色洋樓，安安靜靜地藏在樹後面。門口掛?一塊牌子：孫中山紀念館。我倆對視一眼，來都來了，進去看看。

走進才知道，這棟樓叫甘棠第，一九一四年落成，是香港第一位首富何東的胞弟──何甘棠的府邸。

同行朋友說：這不就是香港「老錢」嗎？我想，「老錢」的可貴不在吃穿用度有多奢侈，而在國家危亡時肯站出來救亡圖存。正如今天來這兒的人，真正為大家所震撼的，不是這棟樓有多闊氣，而是為孫中山這份愛國救國的精神所深深感動，因而在心中烙下印記。

孫中山年輕時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他在這裏學英文，讀西方法政，也看盧梭和孟德斯鳩。他同時看到了兩樣東西：中國最深的困境和世界最快的腳步。這兩種東西在他腦子裏撞在一起，撞出了一個結論──中國要變，要徹底地變。後來他說過一句話：「我之革命事業，得力於香港甚多。」這不是客氣，是真話。

他曾說，從香山到香港不過五十英里，可兩地的差別太大了。能在七八十年裏把一片荒島建成整齊安穩的城市，這究竟是為什麼？正是這種帶?痛感的追問，讓他立志改變中國。

站在香港看中國，跟站在廣州、上海看中國，是不一樣的。

香港是窗口。西方的先進思想從這裏進來，中國的變化也從這裏被世界看見。這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實實在在的人、錢、書、槍。洋行的買辦在這裏學會了現代貿易，茶樓裏的書生在這裏讀到了《民約論》，革命黨人在這裏拿到了海外華僑的捐款。

所有東西混在一起，碰撞，磨合，最後生出新的東西來。

二樓的客廳，鑲嵌?嶺南的彩色玻璃，裝?西式的大壁爐。我們站在裏面，朋友問我：當年孫中山他們就在這裏開會？我說對，窗外是殖民者的巡捕，窗內是推翻一個王朝的密謀。這種地方，當時全中國只有香港有。不是因為她多繁華，而是因為她特殊──她讓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思想，在同一個屋簷下共存。不管你同不同意對方，你都得面對他、跟他打交道。

走出紀念館的時候，天色還早。朋友問我：你說今天的香港，還是不是那個窗口？

這個問題問得好。今天的世界上，有人要「脫?」，有人要築牆，有人恨不得把中西掰成兩個水火不容的陣營。在這種局勢下，香港的角色不是變輕了，而是更重了。一百年前，她是革命思想的輸入端口和輸出端口；一百年後，她依然是中西之間那座結實、暢通的橋。

橋的作用是連接。錢從這裏過去，技術從這裏過來；規則從這裏接軌，信任從這裏建立。只不過今天的連接，比一百年前更複雜──不光是貿易和金融，還有科技、人才、標準、價值觀。能不能繼續當好這座橋，取決於香港能不能保持那種「碰撞」的能力：讓不同的東西在這裏相遇、摩擦、生出新的東西來。

孫中山當年在香港學到的最寶貴的東西，也許不是哪一條具體的綱領，而是一種思維方式：不要怕碰撞，碰撞才有出路。

回望甘棠第，燈火初上。一百年過去了，這棟樓裏不再有密謀和傳單，但它站在那裏，像一塊沉默的碑，刻?香港最初的使命。今天的香港，不再需要秘密客廳，但她一直是窗口，是橋樑，是那個讓中國看見世界、也讓世界看見中國的地方。

世界正在變，變得更快、更不確定。風雲激盪之中，香港尤須看清自己的位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是實打實的擔當。「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這八個字，放在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沉、更重。找準站位，發揮優勢，在新的時代洪流裏，香港當有新的更大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