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給阿嬤的情書》票房大賣成為全民話題的時候，我與好友綠茶兄的書信集《村郊通信》由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給阿嬤的情書》之所以如此受關注，書信元素功不可沒，這部電影說的不僅是夫妻之間的魚來雁去，更有大情大義隱含其中。《村郊通信》的內容是友人尺牘往還，主要談論彼此的閱讀、觀影、旅行生活，但因寫於三年疫情期間，因而也有記錄時代之意。

書出版後，得到的最多回饋是，這年頭居然還有人用紙筆寫信。對我們而言，平平凡凡一件小事，竟然有了「行為藝術」的色彩，甚至有人開玩笑說，手寫書信，可以去申請「非遺」了。想想這才是多久的事情？在新世紀之後，儘管手機與互聯網日新月異，但那時仍有大量人寫信，書信逐漸絕跡於公眾之間，不過是這十來年的事情。將書信的式微歸咎於即時通信，未免簡單，或許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人們逐漸失去了慢下來、以儀式感維繫情感交流的耐心。

寫信，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是常見的日常行為，也是富有情感濃度的文化記憶構成。春秋時期，書信便已脫離「甲骨軍情通報」的單一功用，作為一種文體而定型，《左傳》中已有諸侯卿大夫以書札往來的記載；經歷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尺牘時代」涵蓋了公務信息傳送與私人通信，「尺牘」作為書信專用詞沿用至今；魏晉以降，造紙術推廣，至唐宋時期，私人書信迎來第一次全面繁榮，便條、短札、長信滿天飛，抬頭、落款、用箋、鈐印、封套等有了通用格式；清末、民國，近代郵政系統的不斷下沉，使書信真正走進每一個家庭、每一位個體。

對我們七○後這代人來說，書信貫穿於整個青少年時期，少年時在學校學習信的書寫格式，開始嘗試通過寫信交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筆友」流行，低廉的郵票價格，讓書信史迎來了更為繁榮的時期。當新世紀到來，電子郵件與互聯網即時通信工具開始發達，人們覺察到書信將要消失時，反而激發了極大的通信熱潮，二○○二年，當人們驚訝於中國網民接近六千萬人時，全年郵政函件量達人均八點二五件，為有統計以來的峰值，這使人錯覺，無論網絡發展到什麼時代，深厚的書信文化都不會受影響。

我們年輕的時候，太喜歡寫信了。不但自己寫，也非常願意閱讀與書信有關的故事。近代文人愛寫信，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魯迅，一生寫信約為七千封，保留下來的也有一千四百封之多，他與許廣平之間的通信集《兩地書》，成功讓「兩地書」這三個字，成為異地愛情、友情保持溫度與張力的標籤。書信不但是魯迅表達情感的重要渠道，也是他抒發觀點、痛陳時弊的「戰場」，許多未見於正式文章的經歷與感悟，借由書信得以留存，從而更完整地勾勒出魯迅的精神肖像。

比起近代，當代文人互相寫信的頻率，降低了不少。魯迅、胡適、梁啟超等「高頻通信者」不但寫了大量的信，其中不少信寫完不久就發表在當時的報刊上，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當代學者、作家雖然迎來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文學黃金時代，但他們更多是通過作品說話，雖然還保持?屬於一個群體、幾個好友之間的通信，但這些通信內容已經很少發表在報刊上，在通信於近代短暫迎來公共表達的平台期之後，很快又回歸到了私人領域。現在活躍於社交媒體上的莫言和余華，在早期寫過極少的信，但余華說和文友們的通信「全燒了」，的確，莫言與余華在魯迅文學院曾是室友，朝夕共處，後來電話方便，幾乎每隔一兩周，兩人便通一次電話，現在被網友捧成「潦草小狗CP」，常常雙雙現身公眾面前，也就沒必要寫信了。雖然能理解，但多少還是有點兒遺憾。

當代作家裏，愛寫信的有汪曾祺。編劇宋方金曾講過汪曾祺的書信故事，說汪曾祺的文章讀來都是輕鬆愉快的，頂多有一點兒惆悵，但從不表露痛苦，汪曾祺的愛人曾說，你要把你經歷過的痛苦寫出來，汪曾祺堅持不寫，但在一本名為《私信中的汪曾祺》的書裏，汪曾祺致友人的信中，讀者清晰地可以看見他的信中是有痛苦、憤怒和憂傷的。

在過去幾年，我與綠茶兄的通信，若是說不受古代文人和現當代作家的影響，是說不通的，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所成長的環境，都注定離不開書信文化的滋養。曾經，在遠方寫給家人的信，寫給未曾謀面文友的信，甚至在孤獨時刻寫給自己的信，都曾給一段難熬的歲月，帶來希望感和安慰感。我與綠茶兄的《村郊通信》出版了，但我們的寫信行為並沒有停止，前段時間在杭州舉辦的新書首發式上，綠茶兄將一封信寫在書的環襯頁上送給了我，作為經常見面的朋友，仍然通過書信的方式交流，這算是對書信文化的一種繼承和延續吧。當然，我們更是覺得，寫信，在整理與清潔內心，有?無可替代的作用，也是獲得一種較為舒適的生存姿態的一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