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風險真實存在，而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是每個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亦是國際慣例。近期，《華盛頓郵報》就香港特區制訂《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項）規例》發表嚴重不符事實的言論，盡顯其偽善和雙重標準。筆者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有責任表達強烈反對及譴責，並從法理角度以正視聽。

對於所謂指稱《規例》賦權行政長官將性質輕微的罪行，或本身並非違法的作為，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當局已經明確澄清，行政長官證明書機制的法律依據為香港國安法第47條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國安條例》）第115條，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而《規例》亦清晰述明，該機制用以界定「特區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只適用於本來已經構成刑事罪行，而涉及國安的作為，為國安相關法律的實施帶來更大確定性。

普通法地區早有類似安排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行政機關認定國安問題絕非香港獨有。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是依法作出的一項嚴謹且莊嚴的程序，與行政長官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第一責任人的職責相一致─根據香港國安法第11條，行政長官就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向中央負責。不少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法院都認為對於國家安全的評估與判斷，行政機關的經驗、專門知識、資源、資料及情報，遠比法院更有能力作出合適的判斷。因此，司法機關充分尊重行政機關這方面的評估與判斷。英國上議院、最高法院，及香港的終審庭及上訴庭等法院就國家安全的「司法謙抑」（Judicial Deference）普通法原則確立已久（案例如2024年「禁制令案」和1985年英國上議院的「GCHQ案」）。

行政長官證明書機制本身就屬於行政長官在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下的固有權力，不存在任何不確定性，也不存在擴權問題。行政機關負責評估、判斷和應對國家安全風險，法院負責司法及獨立審判，兩者各司其職，各國亦然，根本不存在行政權取代或凌駕司法權的問題。包括《規例》在內的國安立法針對的均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反中亂港分子，守法公民和企業不受影響，不必擔心，也沒有影響被告的合法權益，符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國安條例》和《香港人權法案》有關人權和法治的條文。

符合人權法案相關條文

另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在不斷完善其國安立法。香港並非太平無事，過去由於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不健全，香港的教訓慘重，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差不多六周年之際，事實已經證明，國安法律定海神針效果立竿見影。不僅國家安全得到有力維護，而且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經濟發展蓬勃興旺，香港居民權利自由更有保障。持續完善國家安全立法就是為了讓香港更好發展，讓香港居民生活更安全、更美好，讓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更好保護，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國際投資者已經用腳對香港安全、自由和穩定投下信任和信心一票。

國安法制定實施以來，本屆特區政府以及立法會敢於擔當、善作善成，歷史性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即《國安條例》），又以訂立附屬法例等方式，持續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很好地履行了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為推動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打下牢固基礎，更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制訂和實施，創造良好的環境。

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