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萬里位列南宋「中興四大詩人」。某天，他與客人閒談魏晉風物，說到有個文學家「于寶」，寫過《搜神記》。旁邊有個小吏插話：「是干寶，非于寶。」楊萬里詫異又懷疑，小吏便找來一部韻書，果然在「干」字之下，註解：「晉有干寶。」楊萬里大喜，對小吏讚賞不已。

這位淵博的無名小吏，以及楊萬里「聞過則喜」的氣度，都令人敬佩。亦足見每個人都有知識盲區，就是楊萬里這樣的大家，尚且不能免。學海無涯，信不誣也。

比如，《水滸傳》第一回寫，嘉祐三年，宋仁宗上朝，參知政事范仲淹越班啟奏。歷史上，嘉祐三年時，范仲淹已去世多年了。至於地理方面，《水滸傳》的硬傷數不勝數。魯智深從五台山到東京大相國寺，卻經過青州桃花山，等於繞了一個巨大的彎路。

所以，如今就有些「考據家」譏諷施耐庵是個「路痴」「地理盲」。其實，小說，尤其是古代的話本、演義小說剛興起之時，本就是天馬行空、自由揮灑的藝術創作，沒有些條條框框的束縛，正如把諸葛亮寫得能呼風喚雨、未卜先知。再者，施耐庵的時代，不要說互聯網，就是書籍都是稀缺品。並不像現在，按「鼠」索驥，范仲淹的海量信息隨意搜檢，全國地圖細化到每個街巷、溝渠。不講求這個「時代局限性」，對施老求全責備，有失厚道呢。

徐遲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翻譯《瓦爾登湖》，將seventeen-year locust譯為「十七年蝗災」。這也是個常識錯誤。但那個年代，資料有限，不要說一個詩人，就是有些專家，亦未必識得「十七年蟬」。

今人得益於科技進步，治學之便利，遠非施耐庵、徐遲所能及。要學楊萬里虛懷若谷，也要戒掉菲薄前輩、吹毛求疵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