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於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的《大公報》，迎來一百二十四周年華誕。這份目前唯一創刊逾百年的華文報章，在學界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史學研究的「富礦」。

「《大公報》堅持『文人辦報』本色，並以它自己的實踐，為中國乃至世界報界做出了卓越貢獻，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知名新聞史學者吳廷俊在其新編著的《〈大公報〉全史（1902-1949）》（以下簡稱《全史》）中指出。《全史》由「報史」「年表」和「報人」三卷構成，此前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聯合出版，是中國「十四五」重點圖書規劃項目。三卷內容相輔相成，「報史」卷本着「論從史出」的治史原則，更新了以往《大公報》史研究的諸多觀點，「年表」卷為撰史準備了翔實的史料，「報人」卷則作為「報史」卷的補充，內容更為生動、豐滿。\大公報記者 張 帥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吳廷俊即着手開展對《大公報》的研究，至今已有四十餘年。大公報老報人也給予他大力支持，原香港版總編輯李俠文寄來港版文章的複印件和紀念冊，原重慶館經理王文彬根據自己的回憶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老報人曹世瑛也將自己寫成的回憶文章寄給他參考。不滿足於學界普遍對《大公報》的斷代史研究，吳廷俊決心要做「打深井」式的全史研究。撰寫《全史》時，吳廷俊早已步入花甲之年，但他不僅堅持閱讀完四十七年間塵封的舊報紙，而且還讀了大量大公報人的文集、日記、傳記、報館內部文件以及有關回憶文章。

編年體與紀傳體相結合

吳廷俊整理編輯了兩百多萬字的史料。他透露，《季鸞文存》《胡政之文集》以及相關回憶文章還比較容易看，難看的是報紙，閱讀早期的報紙尤為艱難，一些電子版缺少的報紙只能到資料室去看，而且，這個時期的報紙除了「附件」欄上的文章外，其餘全部是文言文，且無標點，加上字跡模糊，讀起來很費力，速度當然快不起來。每周五天泡在資料室，用了差不多一個學期的時間，才把創刊初期的報紙看了一遍，把所需要的資料抄錄在了電腦上。為了保證進度和思維的連續性，盡量減少外出活動，幾乎沒有節假日。

「我的睡眠一直不太好，大概是超負荷工作加上精神高度緊張所致。到醫院一查，血壓、血脂、血糖都很不正常，由於久坐，泌尿系統也發生炎症，難免挨家人一頓狠批。」吳廷俊稱，這部近三百萬言的史書凝聚了他幾十年的心血，到底如何，要請讀者閱看，自己只能說一句話：「我盡力了。」

《全史》撰寫從二○一○年即開始，最終在二○二三年六月十七日《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一周年之時，並特別選在《大公報》辦報發端地天津舉辦了新書首發式。

這部新出版的《全史》不囿於常規表述框架，首次將編年體與紀傳體相結合的方法運用於新聞史研究，在兩卷「報史」之外，增設「年表」二卷和「報人」一卷，再現《大公報》史中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人事並重，使歷史研究充滿人文關懷。整體來看，「報史」「年表」「報人」三部分雖在編排上各自獨立，內容上卻又相互印證，論從史出，以事察人、以人辨事，構成了新穎而不失邏輯性的體系之作，使《大公報》史的呈現既宏大又細膩、既深刻又生動。

中國新聞史學泰斗、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方漢奇對這部著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書序中稱「本書不僅是迄今為止有關《大公報》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且刷新了以往研究的許多史料和結論，總結出中國特有的文人辦報之經驗，代表着該領域研究的最新水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學術價值」。

暨南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陳昌鳳也曾指出，這部《全史》是目前中國新聞史個案研究的最高成就，重視從歷史研究中尋覓經驗和意義，是一部創新力作。

評價「功在國家，功在報界」

一九五八年，周恩來總理在談到《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時說，「她是愛國的」「她是堅持抗日的」。

吳廷俊指出，這在《大公報》的辦報上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反對喪權辱國的賣國行為，抨擊一切外國侵略者的侵略行為，為保衛國權不遺餘力地呼喊。其二，呼籲廢止不平等條約，支持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運動，支持收回外國租界，期盼中國在國際上取得平等地位。

「從對『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日寇『犯關』『華北事變』的記事與言論中可以看出，《大公報》對日本侵略者總是保持高度警惕，對它每次的侵略行徑均予以嚴厲痛斥。」吳廷俊提到，特別是盧溝橋事變後，《大公報》更是高舉抗戰大旗，義無反顧地衝鋒在抗擊日寇的輿論「前線」。一篇篇記載與言論，成為揭露侵略者醜惡嘴臉的銳利武器，成為鼓勵軍民抗戰的響亮號角。與此同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更為艱巨，《大公報》總是提醒政府，在某一條約到期時，須採取果斷行動，使「廢約」落到實處。

在辦報方針上，《大公報》則不改「文人辦報」本色，小到言論具體如何編排陳述，大到如何與社會政治、經濟活動展開良性互動，都以自身豐富的報刊實踐，為中國乃至世界報業的發展開闢了新的路徑。「《大公報》的功，八字以盡之：功在國家，功在報界。」吳廷俊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