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份的社會消費零售總額41090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0.6%，這個負增長是2023年以來的第一次，所以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中國消費偏低，已經是一個共識。無論是和其他類似經濟體相比，還是和歷史數據相比，我們都會有差不多的結論。當然也許統計口徑不一致，不一樣的研究會有不一樣的定量結論，但是大致上講，定性地認為中國GDP中的消費比例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費率偏低，是一個事實。

我曾經在過往的經濟評論中說過：消費並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源動力，但它是我們的經濟活動的目的。如果消費率偏低，那麼我們的生活質量大概率會偏低，除非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更加多的消費，否則現在的消費偏低就是一種動態無效狀態。那麼結合這幾年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論，我們的消費持續下降，就越來越可能是一種動態無效了。

所以，從「滿足老百姓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這一點出發，我們的經濟政策也需要更加多地鼓勵消費，而不是抑制消費。

現在政府出台刺激消費的政策，大致是兩類：

其一是消費補貼，不論是直接的消費補貼還是家電的以舊換新，這些政策的實質都是一種提前消費。尤其是對耐用消費品的補貼，直接把未來的消費提前了。

這些政策短期有效，但是一旦長期化，其邊際效果就會下降，甚至有可能物極必反。因為耐用消費不可能無限制的提前消費，能夠提前的都提前了以後，再有這樣的政策就不會對實際的消費行為有激勵作用了。其次，這樣的消費補貼並不能改變消費結構。因為補貼並不可能發現消費者的新的需求，只能在舊有的消費結構上刺激數量的增長。同樣，短期而言，數量增長就是政策效果的體現。

但長期而言，消費的增長從來不只是數量增長。隨着經濟增長，消費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比如食品的消費比例就會隨着收入的增長而下降，對於文化娛樂、教育、醫療的消費比例就會隨着收入的增長而上升。這樣的消費結構變化很難被提前預支，所以消費補貼較難起作用。

比如我們收入增長了以後，雖然也會增加對肉類的消費，但是更加有可能的是不僅在家裏烹飪更加多的肉食，而且會增加外出就餐的頻率，在飯店消費更加多的肉食。這就是一個消費量和消費結構的同步變化。

第二類刺激消費的政策着眼於增加居民收入，比如減免賦稅，增加對低收入人群的財政補貼。很多專家提到增加消費的辦法都說要讓老百姓兜裏有錢。當然這是沒錯的。經濟學堅持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所以收入提高了，自然而然消費也會增加。

消費結構隨收入改變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由於消費結構的變化，收入增長了以後，尤其是像中國這樣從低收入水平跨越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後，老百姓對文化娛樂、教育等的消費需求增長，遠遠大於原來吃飽穿暖的物質消費需求。而為了滿足這類消費需求，除了需要更加高的收入以外，還需要更加多的閒暇時間。假設我們在家自我烹飪一頓飯菜，除了100元支出以外，還需要兩小時的話，那麼外出就餐，和朋友約會其實不僅花費遠超100元，還需要更多的時間，搞不好還要在就餐後去其他娛樂場所順便消費一下。因此，消費的增長不僅是收入的函數，還是閒暇的函數。

但是現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競爭過度，996盛行，甚至不少大公司公然違反合同法，在招聘時就以必須加班為條件。這樣一來，那些所謂的高收入往往是以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為代價的，消費者的閒暇被無限度的擠壓，也就沒有辦法去增加需要時間的高消費了。

和發達經濟體相比較，在它們的經濟增長歷史經驗裏，也有這樣的轉變過程。我在德國留學期間，就了解到：德國魯爾區作為工業最發達的地區，早期也有強迫加班，工人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的黑歷史。但是德國很早就開始保護工人休息權的改革歷程，像我們熟悉的八小時工作制等都是在德國首創的。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工人的福利待遇，同時也促進了消費的增長。現在德國的年工作時間在整個發達國家中是最少的，度假時間是最長的。

當然德國社會也在反思，是不是整體工作時間太短了，從而削弱了德國工業的經濟競爭力。對中國而言，還遠遠沒有到需要反思是不是太懶的地步。中國和德國，似乎是兩個相對的極端狀態，需要彼此相向而行。

（作者為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