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社會關注的焦點已從「應否做」轉向「如何做得成」。放眼周邊，不少國家和地區早已透過中長期規劃整合資源、錨定方向、提升執行力，說明規劃並非某一種制度經濟體的專利。但對香港而言，可借鑒的是治理經驗，不必照搬的是操作模式。

多名專家學者指出，香港作為高度市場化、外向型經濟體，首份五年規劃若要真正落地，關鍵在於建立兼顧政府統籌、市場主導、分類推進的港式機制，令規劃由文本藍圖轉化為發展抓手。中長期規劃與市場經濟從不是對立命題，而是相輔相成的治理工具。只要制度設計得當，香港的五年規劃便能在確立長遠方向的同時，保留市場的靈活性與適應力，為經濟發展提供清晰而穩定的導航。\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李耀華 李樂兒

環顧全球，中長期規劃，早已成為不同制度經濟體推動發展的重要工具。法國早於1946年推出由莫內主持制定的《現代化與裝備計劃》，其後先後實施11個經濟計劃，推動戰後「輝煌三十年」；日本通商產業省透過行政指導、補貼和稅務優惠扶持戰略產業，帶動戰後高速增長；韓國自1962年起推行七個五年計劃，由經濟企劃院統籌，造就「漢江奇跡」；新加坡則持續以五年科研與創新規劃統籌國家創科布局。由此可見，規劃本身並非問題，關鍵在於能否把發展方向、資源配置與執行機制有效結合。

高層統籌 避免有關部門各自為政

從新加坡的高層統籌與靈活儲備，到內地的督導問責和澳門的落實經驗，各地實踐已反覆說明一個道理：中長期規劃並不與市場經濟對立，關鍵在於制度設計是否得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若要真正立得住、推得開、見實效，不能只是願景羅列，更要在高層統籌、靈活撥款、專項分解和進度監督等方面建立完整制度鏈條。唯有博採眾長、因地制宜，把規劃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港版五年規劃才有望成為香港謀劃長遠發展的新起點。

世界各地的經驗，對香港而言最值得借鑒的，不是照搬外地形式，而是吸收其背後的統籌力、應變力和落實力。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水志偉指出，新加坡已連續推行八期五年科技規劃，相關理事會由總理親自主持，確保創科政策具備最高層次的政治資本和跨部門協調能力。反觀香港，雖已成立AI+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領導，但若要真正把創科規劃提升至戰略層次，仍須進一步強化頂層設計，把跨部門統籌由個別措施提升為高層主導的常設機制，避免政策分散於不同政策局，各自為政。

規劃要有前瞻性，也要有靈活度。水志偉指出，新加坡在RIE2030五年科技規劃中，明確預留17%整體預算作為「白色空間」，即在370億坡元中，保留約64億坡元作靈活儲備，不預先指定用途，以應對規劃啟動時難以準確預測的新興機遇。

他表示，這種做法說明了真正有效的規劃，並非把未來一切鎖死，而是在確立大方向的同時，保留足夠調整空間，以回應科技突破、產業變化及外部競爭。目前，香港的創科撥款機制往往傾向事先劃定資助對象和範疇，靈活性不足，日後若能在規劃和財政安排中預留一定比例的機動儲備，將更有利於快速回應新機遇。沒有靈活儲備，五年規劃就容易被新形勢拋離。

清晰機制 確保目標可檢視與評估

規劃能否落地，還取決於有沒有一條清晰的執行鏈和監督鏈。工聯會會長、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認為，內地在五年規劃方面已形成成熟監督體系，當中頂層統籌、分級落實、全程跟蹤問責等核心機制，對香港具參考價值。香港未來可建立整體規劃布局、專項督導、進度公示的落實機制，把目標逐層分解為可執行、可檢視、可評估的工作任務，令規劃不只停留於願景宣示，而是形成責任清晰、時限明確、結果可驗證的制度安排。他強調，缺乏問責機制，再好的藍圖也可能停留紙面。

不過，香港不能生搬硬套，必須因地制宜。吳秋北指出，香港應建立「政府統籌、市場主導、分類推進」的靈活機制，在規劃治理與市場發展之間取得平衡。香港作為自由港和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資本流動、企業投資和產業選擇高度市場化，政府不可能也不應以行政命令取代市場判斷。規劃的作用，應是聚焦長線方向、打通制度堵點、協調跨部門資源、提升政策連續性，而不是把市場活動全面納入剛性配置。只有守住市場規律，港版五年規劃才不會變形走樣。

有效分工 按不同領域細分專項規劃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陳鳳翔提出，香港可參考內地「總體規劃＋專項規劃」的做法，在整體五年規劃之下，按金融、創科、航運、物流等不同領域進一步細分專項規劃，例如金融板塊再拆分為銀行、證券、資產管理等層級，各自制定具體目標和推進細節，最後匯總至整體藍圖。這樣既可兼顧頂層設計，也有助減少政策落地時各自為政、部門本位過重的問題。

鄰近澳門的實踐，為香港提供了更具可比性的參照。澳門已完成「二五」規劃，20項主要指標均達預期，152項重點工作中，143項達標或持續進行且達到預期，完成率約94.1%，顯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五年規劃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具備可操作、可評估、可驗證的制度工具。這反映出香港當前真正要破解的，不是「要不要規劃」，而是如何把規劃做實、做深、做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