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成立之前，皇仁書院的畢業生王寵惠去哪裏上大學？

如果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有多所大學可供他選擇，例如上海聖約翰大學、南京金陵大學等。但在一八九五年，王寵惠只有一個選項——天津北洋大學堂，因為當時在中國它是唯一的大學。

今日的香港人未必聽說過這所北方的高等學府，但熟悉中國近代教育史的學者都知道，北洋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官辦的西式大學。王寵惠報考的那年是它創立的第一年。

十九世紀晚期是中國近代教育體制加速轉型的時期，湧現出許多新型的西式高等院校，開創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學科，因而造就出一批（而不是一個）「中國第一」。例如，第一所船舶工程學校——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所海軍軍事學校——天津水師學堂、第一所西醫學校——天津北洋醫學堂等。這些學校都是官辦的高等教育機構，而且成立的時間都早於北洋大學堂。實際上，西式高等教育的船隊在一八九五年之前已破浪啟航。

不過，北洋大學堂不必擔心失去「中國第一」的桂冠。雖然那些學堂成立得早，但它們是單一學科的、提供特定專業的學校。北洋大學堂則是大型的綜合性學校，擁有多個學系，設有多種專業，屬於等級最高的學府。這種「全盤西式」的學校在成立時便採用了中英雙語校名，「學堂」對應「college」，「大學堂」對應「university」。所以，如果以「大學」而論，北洋大學堂穩坐中國第一把交椅。

事實上，一八九五年是一條歷史分界線，在此之前成立的高等院校都是college或準大學的性質，而北洋大學堂是第一所名副其實的university。更重要的分別是，一八九五年以前的新式學堂都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下辦學，北洋大學堂則不再受那個框架的約束，而成為一個全盤西化的試點。

說到香港人與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歷史聯繫，最近有篇題為《一紙文憑 百年傳奇》的文章（《大公報》，三月九日）提到，一八八一年成立的天津北洋醫學堂特地遠赴香港招生。令人稱奇的是，天津北洋大學堂也有同樣的故事。兩所位於北方的高等精英學府都選擇去香港招生，這大概不是巧合。

一八九五年的中國，科舉制度仍居於正統的地位。在「中體西用」的觀念下，西式學校不免會被士大夫們看低一等。而且，由於西式學校聘用洋人教師、使用洋文書本，不讀四書五經，不走科舉之路，因此學校在傳統和保守的地區招生不易。然而，在上海、香港等較為西化的地區，西式學校受到新派士紳階層的歡迎。

今日的香港人很難想像到北洋大學堂當年在香港招生時的盛況。根據校史學者吳驍的考證，一八九五年十月中旬，大學堂在香港招收第一屆新生時，吸引了近三百人報考。在被錄取的六十多名學生中，皇仁書院的畢業生佔了五成。那一年，大學堂在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招生，總共錄取了八十七人，其中香港的學生佔了七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