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成立之前,皇仁書院的畢業生王寵惠去哪裏上大學?
如果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有多所大學可供他選擇,例如上海聖約翰大學、南京金陵大學等。但在一八九五年,王寵惠只有一個選項——天津北洋大學堂,因為當時在中國它是唯一的大學。
今日的香港人未必聽說過這所北方的高等學府,但熟悉中國近代教育史的學者都知道,北洋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官辦的西式大學。王寵惠報考的那年是它創立的第一年。
十九世紀晚期是中國近代教育體制加速轉型的時期,湧現出許多新型的西式高等院校,開創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學科,因而造就出一批(而不是一個)「中國第一」。例如,第一所船舶工程學校——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所海軍軍事學校——天津水師學堂、第一所西醫學校——天津北洋醫學堂等。這些學校都是官辦的高等教育機構,而且成立的時間都早於北洋大學堂。實際上,西式高等教育的船隊在一八九五年之前已破浪啟航。
不過,北洋大學堂不必擔心失去「中國第一」的桂冠。雖然那些學堂成立得早,但它們是單一學科的、提供特定專業的學校。北洋大學堂則是大型的綜合性學校,擁有多個學系,設有多種專業,屬於等級最高的學府。這種「全盤西式」的學校在成立時便採用了中英雙語校名,「學堂」對應「college」,「大學堂」對應「university」。所以,如果以「大學」而論,北洋大學堂穩坐中國第一把交椅。
事實上,一八九五年是一條歷史分界線,在此之前成立的高等院校都是college或準大學的性質,而北洋大學堂是第一所名副其實的university。更重要的分別是,一八九五年以前的新式學堂都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下辦學,北洋大學堂則不再受那個框架的約束,而成為一個全盤西化的試點。
說到香港人與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歷史聯繫,最近有篇題為《一紙文憑 百年傳奇》的文章(《大公報》,三月九日)提到,一八八一年成立的天津北洋醫學堂特地遠赴香港招生。令人稱奇的是,天津北洋大學堂也有同樣的故事。兩所位於北方的高等精英學府都選擇去香港招生,這大概不是巧合。
一八九五年的中國,科舉制度仍居於正統的地位。在「中體西用」的觀念下,西式學校不免會被士大夫們看低一等。而且,由於西式學校聘用洋人教師、使用洋文書本,不讀四書五經,不走科舉之路,因此學校在傳統和保守的地區招生不易。然而,在上海、香港等較為西化的地區,西式學校受到新派士紳階層的歡迎。
今日的香港人很難想像到北洋大學堂當年在香港招生時的盛況。根據校史學者吳驍的考證,一八九五年十月中旬,大學堂在香港招收第一屆新生時,吸引了近三百人報考。在被錄取的六十多名學生中,皇仁書院的畢業生佔了五成。那一年,大學堂在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招生,總共錄取了八十七人,其中香港的學生佔了七成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