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以100歲高齡辭世。格林斯潘的一生見證了前所未有的宏觀經濟擴張、激進的金融創新，以及全球資本市場共識的破裂。

上世紀九十年代，格林斯潘曾三次訪華，見證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艱難轉型，而其自身的功過也能為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一些啟示。

想要釐清格林斯潘監管政策的底層邏輯，必須追溯其青年時期的思想成長歷程。1952年，格林斯潘結識哲學家、小說家安·蘭德，彼時蘭德是紐約知名思想圈子的精神領袖。該圈子推崇客觀主義哲學，認為客觀現實獨立於人類主觀意識存在，理性利己是最高道德準則，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最適配人類發展的經濟制度。

早期的格林斯潘是注重實證數據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排斥蘭德非偏演繹邏輯（Informal Logic）的剛性教條，但經過數年深度思想交流，格林斯潘的認知發生根本性轉變。蘭德讓他認可了一個核心觀點：資本主義不僅是高效的資源配置工具，更是立足個人權利與理性、具備道德正當性的社會制度。

此後格林斯潘成為該蘭德圈子核心成員，甚至參與蘭德經典著作《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的全書手稿校對工作，同時還為蘭德旗下刊物撰寫評論。

步入政壇之後，不少自由意志主義學者指責格林斯潘背棄自身初心，但他本人給出了務實的解釋：美聯儲作為制度既定的官方機構無法被取締，相較於信奉政府強干預的官員，由尊重市場自我修復能力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執掌央行，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力量對金融市場的干預。

蘭德哲學最終落地為格林斯潘貫穿任期的監管核心邏輯：他堅信市場參與者具備完全理性，金融機構出於自身長期生存與資本保值的利己訴求，會自發建立嚴格的風險管控體系，其風控能力遠優於政府行政監管。但這套理論忽略了現代企業治理的固有缺陷：信息不對稱、委託代理問題、短期績效獎金激勵機制，都會倒逼金融機構管理層盲目追逐短期收益，開展高風險投機活動。

預判數字經濟影響

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格林斯潘聲譽的巔峰時期，他依託微觀數據研判，突破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束縛，促成了美國超長經濟擴張周期，其中最核心的貢獻便是1995至2000年的生產率拐點預判。

這一階段美國GDP增速持續高企，失業率下行，2000年失業率跌至3.9%，創下三十年新低。依託菲利普斯曲線的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普遍認為，勞動力市場持續緊繃必然觸發工資與物價螺旋上漲，進而引發全面通脹。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內部鷹派官員集體施壓，要求快速加息給經濟降溫。

但格林斯潘頂住內部政策壓力，並未沿用傳統宏觀模型開展決策，而是深耕企業微觀經營數據。彼時官方宏觀統計體系仍沿用工業時代核算標準，無法捕捉數字經濟帶來的效率提升，官方數據顯示全社會生產力增長停滯。但格林斯潘通過企業資本開支數據發現，美國企業正大規模布局信息技術、通信設備與數字化供應鏈系統，數字技術正在重構全社會生產函數，全面提升勞動生產效率。

基於該判斷，格林斯潘提出全新邏輯：生產力結構性提升後，企業可以在不抬高終端產品售價的前提下，上調員工實際工資，同時維持自身利潤穩定，經濟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可以同步共存。因此，格林斯潘堅持維持基準利率不變，放任經濟自然擴張，最終促成美國史上最長經濟擴張周期，各階層居民實際收入穩步上漲，通脹長期穩定在2%左右。若遵循傳統經濟學教條加息調控，美國信息經濟萌芽期的產業投資浪潮可能會被遲滯。

在格林斯潘上任之前，美聯儲始終保持高度信息不透明，利率調整後不發布任何官方公告，市場只能通過紐約聯儲公開市場操作反向猜測貨幣政策變動，極易引發不必要的市場波動。1994年，格林斯潘打破數十年央行慣例，要求美聯儲每次調整基準利率後，第一時間對外發布官方公告；2000年進一步完善溝通機制，發布政策風險前瞻聲明，明確告知市場央行未來通脹與增長風險的關注重心。這一系列改革，奠定了現代央行前瞻性指引溝通體系的基礎。

三次訪華見證改革開放

格林斯潘在1990年代的三次訪華，也見證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艱難轉型，為處於攻堅階段的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支持，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特殊歷史節點，構成了中美高級別金融外交的核心橋樑。

1994年秋，格林斯潘作為美聯儲主席首次正式官方訪華。彼時，中國正面臨嚴峻的經濟過熱與惡性通脹壓力，同時正大刀闊斧地推行新一輪的金融與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格林斯潘在北京受到了中方最高層的熱烈歡迎。此次訪問不僅確立了中美高級別金融外交的常態化機制，更開啟了美聯儲向中國央行提供貨幣政策工具設計、支付清算系統，以及銀行日常審慎監管等方面的基礎技術援助。

1997年5月，格林斯潘再度展開官方訪華行程。此時，距離同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僅剩兩個月，內地正處在香港回歸籌備、國有銀行不良資產集中處置，以及資本市場初步探索並行推進的關鍵轉型期。與以往宏觀層面的務虛交流不同，此次訪問轉向了實操性極強的銀行業微觀機制研討。格林斯潘與中國金融系統高層展開了多輪閉門深度磋商。這次訪問打破了冷戰之後中美在金融制度上的隔閡，在風暴來臨前夕，有效加深了中美央行決策層的相互理解與政策互信。

時至1999年1月，亞洲金融危機蔓延至衝擊最強的下半場。全球資本市場普遍形成悲觀預期，判斷人民幣將在區域貨幣貶值的多米諾效應下承壓下行。在此背景下，格林斯潘開啟了一次保密性極高的非正式訪華行程。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與其舉行了秘密會面，時任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陪同參會。這場會談圍繞三大戰略議題展開：

1）人民幣匯率穩定底線的明確傳遞。朱鎔基向格林斯潘清晰闡明了中方堅定維持人民幣匯率平穩的政策立場。中國以頂住外部貶值壓力的實際舉措，為風雨飄搖的亞洲乃至全球金融穩定築牢了支撐。

2）跨境短期投機資本管控的磋商。戴相龍在後續閉門會談中向美方明確提出，中方將嚴厲監控具有強投機屬性的跨境短期游資，同時要求美聯儲採取措施，約束華爾街針對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的惡意做空行為。

3）就中國加入WTO進行深度交換。在探討入世前景時，格林斯潘提出入世雖然會讓中國大量經營低效的國有企業直面國際競爭的殘酷衝擊，但對外開放所釋放的市場紅利，能夠創造大量高質量的現代就業崗位，進而可以借外力倒逼國內深水區的國企改革。

此次會面不僅在短期內穩定了全球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更在戰略層面上，為1999年末中美正式達成入世雙邊歷史性協定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基礎。

21世紀初中國加入WTO之後，出口貿易規模快速擴張，對美貿易順差持續走高，美國兩黨政客紛紛炒作人民幣匯率操縱議題，主張通過加徵關稅逼迫人民幣快速升值。不同於華盛頓政界普遍的民粹貿易保護論調，格林斯潘立足全球供應鏈分工，給出了更為客觀理性的研判。

反對向中國加徵關稅

格林斯潘在國會聽證會上明確指出，逼迫人民幣升值、對華加徵關稅無法縮減美國貿易逆差，也無法讓製造業崗位回流美國。因為即便人民幣升值，美國零售商也不會將產能遷回本土，只會將組裝環節轉移至東南亞、拉美等低成本地區，反而會抬高美國居民日常消費品價格，加重民眾生活成本。

格林斯潘本身是洞察力極強、極度依賴微觀數據的經濟學家，能夠精準捕捉金融市場的非理性投機，提前察覺系統性風險正在持續累積，卻屢次在關鍵節點選擇按兵不動。在筆者看來，格林斯潘從一名恪守安·蘭德理論的忠實信徒，逐步演變為深諳華盛頓博弈規則、精於權衡利弊的政治實用主義者。其最終走向失敗，是固有思想偏見與現實政治考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根植於心的自由放任理念，讓格林斯潘天然排斥政府金融監管，篤信私人金融機構會出於自身長期利益自發約束風險。但在另外一面，當次貸市場投機熱潮愈演愈烈、場外衍生品規模無序擴張，格林斯潘被自身的政治權衡束縛，擱置了本應履行的監管職責。

（作者為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