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迎來回歸祖國29周年紀念日，同時也邁向了「三十而立」的大日子。三十年是人生一個關鍵階段，對個人而言踏入壯年，意味着要對自身、事業和家庭承擔更大責任，做到立身、立業、立家。對香港特區而言，「三十而立」代表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不再是調研學習「志於學」的階段，也不再是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階段，而是要立足國家戰略交匯點，承擔更重要角色和使命的階段。

規劃和政策制定相互配合

「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當中「融入」是前提和根本，「服務」是關鍵，這需要香港改變過去只強調融入、只重視「惠港」「挺港」措施的思維。「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在五年規劃、施政報告上，既要從香港本位出發，更要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從服務國家大局上找準香港的戰略定位，從而對長遠發展作出全面規劃。這樣的規劃才有了「題眼」和「主心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才能綱舉目張，執本末從。

特區政府正就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進行公眾諮詢，同一時間也展開新一份施政報告諮詢。兩份重要政策文件的諮詢和制定同步展開，這在過去極為少見，但這樣的安排主要是時間上的考量。五年規劃迫在眉睫，爭取趕在第三季內出台，而施政報告的諮詢時間也是固定，不宜因五年規劃而改變。現在做法等如是將五年規劃與新一份施政報告結合諮詢，前者聚焦未來五年的發展謀劃，後者則是今屆政府最後一年的施政綱要，一長一短，互相補位，同步收集意見其實並無不妥，反而可以相互配合。

不論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都是重要的，不但是為了集思廣益，問計於民，更是一個凝聚共識，求同存異的重要過程，特別是對於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如何編制好，讓規劃可以發揮到引領發展、謀劃長遠的作用，關係香港未來發展，而當中的重點就是明確香港的戰略定位。在國家發展大局上有何定位？在國際大局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上肩負什麼樣的功能？

對於回歸29年，即將邁向「三十而立」的香港而言，是時候深入思考一個問題：國家需要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中，香港的角色和責任何在？這是踏入「壯年」的香港特區必須深思的一個問題。

不論是國家和香港，當前都進入了歷史發展的關鍵階段。「十五五」時期為什麼重要？2020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相關決議，對於國家2035年的發展目標作出了明確規劃，這是一個宏大的發展戰略圖，通過「十四五」、「十五五」和「十六五」三個五年規劃來「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這是一個十五年的大發展戰略，三個五年規劃，着重「一張藍圖繪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幹」，各有主旨和任務。「十四五」時期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也是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至於「十五五」處於2035年遠景目標的中間階段，既是承上啟下的五年，更是「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十六五」則是最終補齊短板的關鍵時期。

當下這十五年正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時刻，而「十五五」規劃正處於當中的關鍵階段，其重要性和意義不言而喻。香港作為國家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自然承擔重要的角色和任務，「十五五」規劃希望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更是一字千鈞。如何服務好國家發展大局，應是香港五年規劃以至之後施政報告的「題眼」。

要服務好國家發展大局，首先要明確國家需要一個怎樣的香港？應該是一個以發展為中心，既維護好國家安全，讓中央放心，又能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與內地城市有明顯差別，能夠為國家「外循環」作出更大貢獻的香港；是一個高度國際化，中西文化融匯之地，能夠與西方國家、全球南方以及新興市場有密切經貿合作關係，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鋪橋搭路的香港；更是一個「內聯外通」，當好國家聯通世界橋頭堡，能夠為國家金融強國建設、創科中心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助力、引進人才資金的香港。

成為「雙循環」戰略樞紐

綜合而言，香港的角色一是成為國家「雙循環」的戰略樞紐，為人民幣國際化，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和配合。二是成為國家「新質生產力」孵化基地，建設好北部都會區，將香港的科研和人才優勢與國家的產業鏈相結合，配合國家發展所需。三是做國家「制度型開放」的試驗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對接，將「灣區標準」推向國際。四是做國家的高端人才高地，配合國家「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布局，吸引海內外頂尖研究機構，讓人才集聚香港為國家服務。

香港更要由「超級聯繫人」升級為「超級增值人」，更要突出香港在服務國家大局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戰略性，更主動地助力國家開拓市場，這是香港對國家最獨特的貢獻，也是香港更好地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領域。香港五年規劃就是要圍繞這些戰略定位展開，通過特區政府的有力引領，政策的推動激勵，結合高效市場，全面強化和發揮這些優勢。有了戰略定位，五年規劃就有了「題眼」和重心，香港在「三十而立」中也可為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