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知識產權尚未建起法律的圍欄，竊取它算不算違法？當我與律所同事談起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竊取中國製茶技術的事件時，那位精通商法的英國律師半開玩笑地反駁：「那不算偷，中國當時根本沒有知識產權法。」

放在今天，製茶技術無疑屬於知識產權中的商業秘密，受到法律的保護。然而在十九世紀，「商業秘密法」在全球範圍內才剛剛起步。在普通法的國家中，英國是首個制定商業秘密法的國家。從十九世紀初至中葉，英國法院透過一系列判例，逐步建立起商業秘密法的框架和細則。不過，英國普通法始終將商業秘密視為財產糾紛，因此該法一直停留在民事層面。

在大陸法的國家中，法國是最早為商業秘密立法的國家之一。法國在一八一○年的《刑法》中有一項規定：任何人士未經授權披露「工廠裏的秘密」，將被處以監禁。這就不再是民事賠償那麼簡單了。「工廠裏的秘密」與「商業秘密」的概念相似，但前者更側重生產技術與製造的過程。由此可見，這類保護本國科技和產品的法律是工業革命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項法條中，懲罰的輕重取決於涉案人向誰洩密：如果向身處法國的法國人洩密，判監三個月至兩年；但若向外國人，或身處國外的法國人洩密，則判監五至十年。顯然，法國已意識到：商業秘密不只是企業的私事，更關乎國家利益。

製茶技術恰恰就是這樣一個關乎國家利益的商業秘密。自十七世紀初第一艘載着中國茶葉的商船抵達歐美港口，歐美對它的渴求便與日俱增。當全球茶葉貿易進入十八世紀的鼎盛時期，從廣州運出的每一箱茶葉都能換回一箱白銀。中國茶葉之所以能賣出這麼高的價格，不僅僅因為其獨特的香氣，更在於其壟斷地位。要想保住壟斷地位，就必須保住製茶技術的秘密。

另一方面，英國的困境恰好從反面印證了這一點。到了十九世紀，英國已成為中國茶葉最大的買家。由於對華貿易出現巨額逆差，所以英國不得不依靠向中國偷運鴉片來維持收支平衡。然而英國人心裏清楚，鴉片貿易並非長久之計：一來，倘若清政府開放鴉片種植，鴉片供應就會暴增，重創英國以鴉片換茶葉的貿易鏈；二來，如果不掌握製茶技術，就不能從根本上打破中國對茶葉的壟斷。實際上，荷蘭與葡萄牙早在十七世紀末便偷運茶籽，在殖民地種植茶樹，但因缺乏製茶技術，他們始終無法與中國抗衡。

當時的清政府雖然沒有英法那樣的商業秘密法，但他們也明白守住製茶技術秘密的重要性。清政府採取的策略是：隔斷地域、人才與語言的交流。自十八世紀中葉，外國商船只能停靠澳門及廣州港口，不得進入福建、安徽等茶葉產區；外國人不得學習中文或直接與當地茶商做買賣。鴉片戰爭卻給英國創造了機會。在《南京條約》下新開放的上海、寧波和福州等通商口岸，比廣州更接近茶葉產區，為英國人潛入產茶區打開了缺口。

一八四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委派植物學家福鈞（Robert Fortune）前往中國。他們只有一個目標：撬開中國對茶葉壟斷的大門。福鈞穿中式大褂、梳辮子，偽裝成「滿大人」，潛入浙徽閩茶葉產區，觀察並記錄製茶工藝。他深刻認識到，若要複製品質相當的茶葉，僅有茶籽遠遠不夠，還必須同時擁有製茶技術。

製茶技術是在製作過程中總結而成的活知識，靠一代代製茶人言傳身教，難以用文字全面記載。因此福鈞聘請了六名世代製茶的年輕師傅，又找了兩名精通茶葉密封包裝技術的工匠，於一八五一年偷偷把他們從上海運到香港，再送往印度的茶園，要求他們向當地茶工傳授製茶技術。

如果偷取製茶技術不算偷，那福鈞何必遮遮掩掩？更何況，茶葉是清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對茶葉生產和貿易的限制早已寫入《大清律例》，而英國早在一八一○年便已將其譯成英文。事實上，東印度公司與福鈞是知法犯法。「偷茶」當然算偷。如果那位英國同事了解中國的歷史，他還會那樣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