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零五年前夕，英國駐華大使魏磊（Peter Wilson）應中聯部邀請，參訪陝西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楊家嶺革命舊址及延川縣梁家河村），成為中共二十大以來首位訪問「紅色聖地」的西方大國駐華大使。

今日世界，正值國際秩序劇烈震盪之際。特朗普再度執政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急劇轉向，俄烏衝突延宕未絕，歐洲大陸瀰漫着焦慮氣息，委內瑞拉總統被入境強行帶走，伊朗被戰火蹂躪，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形同虛設。當西方陷入制度性疲憊之時，歐洲思想界卻悄然開啟了一場沉默而深刻的轉向──越來越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開始帶着真正的好奇重讀中國經典、重審中國實踐，追問一個根本問題：如果第一次啟蒙是西方的獨白，那麼第二次啟蒙能否成為文明間的對白？

正是在這一歷史關口，由巴西出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詞典》問世了。這部辭典匯集多位國際學者，系統梳理了中國革命至今的政治、經濟與歷史詞彙，旨在讓葡語世界的讀者深入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脈絡。在早些年，出版這種書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時至今日，這並非孤立的出版事件，而是全球南方國家尋求新的文明坐標的一個生動縮影，代表了一種趨勢的轉向。

西方現代性的反思與文化需求

西方現代性所依託的理性至上、個體絕對自主、主客二元對立的哲學預設，在今天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質疑。哈佛大學漢金斯教授在對比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儒家傳統時發現，兩者都曾深刻關注「有德者治天下」的命題，只是西方在十七世紀後逐漸轉向憲制、權利與契約，將「揚善」擱置，專注「懲惡」；而中國則通過科舉制度將賢能政治延續為可操作的制度實踐。這一差異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西方是否在告別美德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太遠？

與此同時，全球治理體系正經歷深刻的「禮崩樂壞」──大國繞開安理會單邊動武，貿易協定被國內政治隨意推翻。北美哲學家南樂山畢生致力於將儒家從「地域性倫理」提升為「普適性哲學」，指出當代文明衝突的根源之一是缺乏能容納文化差異的「全球儀式」。這本詞典恰恰回應了這種知識渴求：它不是中國理念的單向輸出，而是對全球性精神需求的文化應答。

澳門作為文明對話的「活態實驗室」

澳門五百年來作為東西文化交匯之地，形成了「禮失求諸野」的文明共生經驗，早已成為「東學西傳」的活態實驗室。這本詞典能在巴西順利出版，除了巴西作為葡語世界最大國家的體量和影響力外，與澳門這座「文化驛站」的橋樑作用密不可分。詞典的合著者之一Ana Maria Saldanha，曾是澳門高校的教授，目前在湖南師範大學任教，為該書貢獻了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詞條。

中國和巴西都是發展中國家，也是土地面積和人口規模超大的國家，兩國之間有很多共同點，也有很大的發展合作潛力。作為葡語國家共同體的觀察員，澳門這一獨特平台──它既熟悉西方話語體系，又能準確傳達中國發展的深層邏輯，恰好填補了西方知識界在理解中國時所面臨的「盲區」，應該更好地承載這一宏大使命。

海外學者講述「中國故事」的文化意義

一九七九年中葡建交後，澳門在推動葡語國家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中承擔了特殊使命。中國與巴西已於二○二五年五月宣布將二○二六年設為「中巴文化年」，兩國元首強調要加強文明交流互鑒，為促進和平、安全和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在此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詞典》的出版提供了一種知識層面的深度對話。

書中收錄了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詞條，詳細介紹了這一「經常被比作矽谷」的經濟科技區域的發展戰略，這對於正在尋求自身發展路徑的巴西無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通過學術話語而非單純的政治宣傳，詞典為中國的發展道路提供了理性解讀的切入點。

出版的戰略眼光與深層用意

巴西之所以選擇出版這樣一部辭典，還有着更為深層的地緣政治考量。巴西作為金磚國家成員和「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在西方主導的全球敘事體系中同樣長期面臨話語權不足的困境。中國的現代化經驗──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功消除了絕對貧困─為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有別於西方模式的發展參照。詞典對「生態文明」「數字主權」「人工智能」等當代議題的納入，恰好回應了巴西在自身發展中面臨的現實挑戰。

更為重要的是，這部詞典填補了葡語世界系統理解中國的學術空白，為巴西乃至所有葡語國家的學術界、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讀者提供了認識當代中國價值及其發展理論、制度和道路的一把鑰匙，使中巴交流從單純的經貿往來上升到知識構建和文明互鑒的新高度。

站在二○二六年「中巴文化年」的門檻上，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詞典》的出版不僅是一本書的誕生，更是一種文明對話的序章。它既是西方的獨白走向文明間對白的知識橋樑，也是澳門作為「中葡平台」價值的最新彰顯──當世界迫切需要一種容得下差異的「全球儀式」時，來自東方的智慧或許正提供一條可行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