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香港回歸三十年的經濟成就，宏觀敘事往往聚焦於金融市場。但一個國際大都會的經濟競爭力，不僅取決於吸引了多少跨國資本，更取決於其能否以最優的成本結構，打破自然資源的硬約束，為高密度的城市運行提供穩定、安全且極具韌性的公共品供給。

從經濟學視角審視，香港的供水史，本質上是一部克服資源稟賦劣勢、實現要素跨區域最優配置的經濟發展史。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曾長期面臨嚴重的水資源短缺，1963年的大旱迫使其實施「四天一供」的嚴厲配給制。在發展經濟學的語境下，水資源短缺構成了當時香港經濟起飛的「木桶短板」，直接限制了工業化進程和城市承載力。

那一代香港人的記憶裏，水桶、排隊、儲水、半夜等水，構成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回望這段歷史，應當看到一個更深層的經濟學命題：水資源安全曾經是香港發展的硬約束，如果不能解決供水問題，香港就不可能支撐後來的工業化、國際化、金融化和高密度城市化，更遑論躍升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構建多源保障體系

香港回歸三十年來，在供水領域最核心的經濟學成就，並非單純的工程建設，而是構建了一套複合型、韌性化、跨區域協同的資源保障體系。這一體系由本地集水與水庫系統、東江水輸入系統與海水沖廁系統三部分構成。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這三者的組合有效分散了單一水源的供給風險，形成了一種極具香港特色的「公共品供給組合模型」——本地水資源受降雨波動影響較大，難以獨立支撐城市長期發展；東江水作為穩定的外部輸入，成為供給端的壓艙石；海水沖廁則通過「以鹹替淡」的制度創新，大幅降低了對淡水資源的邊際消耗。這種組合並非簡單的工程拼接，而是一種在自然資源稟賦有限條件下，通過制度設計、區域協同和工程創新，將先天短板轉化為治理能力的經典範式。

東江水供港，是理解香港突破資源約束邊界的關鍵變量。自1965年東江水正式輸港以來，香港通過跨區域的水權交易，實質上實現了自然資源的跨空間調配，大幅拓展了城市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回歸之後，粵港之間圍繞供水安全、水質保障、調度機制不斷完善長期協議。過去六十年間，累計供水總量超過300億立方米，東江水約佔香港淡水供應的七至八成。現行供水協議採用的「統包總額」方式（年供水量上限為8.2億立方米），從契約理論來看，這是一種降低交易成本、鎖定供給預期、對沖氣候波動風險的有效制度安排，確保了供水可靠率長期維持在99%以上，為香港經濟的平穩運行提供了堅實保障。

與此同時，香港在水資源利用效率上的創新同樣值得關注。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高密度的經濟體，香港建立並運行了一套獨立的海水沖廁管網，這在全球範圍內極具代表性。這種「以鹹替淡」的替代效應，在環境經濟學中具有顯著的外部性收益。通過利用邊際成本極低的海水替代高價值的淡水資源，香港每年節省約3.2億立方米珍貴食水，覆蓋全港約八成以上人口。這不僅大幅降低了城市整體的水資源消耗成本，也極大地提升了水務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

支撐這一龐大水網的，是17座食水水庫、21座現代化食水處理設施、高負荷抽水站及遍布全港的環狀輸配水網絡。與傳統的樹枝狀網絡相比，環狀管網具有更高的冗餘度和抗風險能力，能夠通過多路徑交叉調度將局部故障的經濟損失降至最低，從而最大程度保障了中環金融中樞與商業網絡的連續運轉。

加大環境保護投入

如果說供水系統解決了城市發展的資源約束問題，那麼污水處理系統則體現了城市對環境負外部性的內部化治理能力。在經濟學中，環境污染是典型的市場失靈現象，其治理需要政府通過公共投資進行外部性矯正。

今日的維多利亞港，兩岸璀璨的夜景和繁榮的商業生態，構成了香港最核心的城市資產。然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快速工業化時期，維港曾因為嚴重的污水排放而面臨巨大的環境負外部性，甚至被戲稱為「臭港」。這種環境退化，不僅損害了公共健康，也嚴重貶損了維港周邊的土地和商業資產價值。

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環境治理工程——「淨化海港計劃」（HATS），其經濟意義正在於通過大規模的公共投資（總投資超過258億港元），徹底扭轉了這一負外部性。該計劃分階段推進，第一期工程於2001年投入運行，第二期甲工程於2015年全面啟用。其戰略意義不僅在於投資規模巨大，更在於徹底改變了香港的城市污水治理邏輯——從「盡快排走」轉向「必須處理好再排放」。該計劃通過構建深達160米、長44公里的深層污水輸送隧道，將污水集中至全球規模最大的化學強化一級處理設施——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日處理能力達245萬立方米，服務人口超過570萬）。

從資產重估的角度來看，「淨化海港計劃」不僅是一項環境修復工程，更是一次巨大的城市資產增值過程。在城市經濟學中，濱水空間的環境品質直接決定了周邊土地的級差地租和商業溢價。維港水質的改善，直接帶動了濱水商業、高端地產及旅遊業的繁榮，維港兩岸的物業估值和商業活力顯著提升。

2011年維港渡海泳的復辦——這項曾因污染停辦三十餘年的傳統賽事──不僅是生態恢復的標誌，更是維港作為世界級濱水資產重新煥發經濟活力的象徵。當成千上萬名泳手再次橫渡維港時，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項體育賽事的復活，更是一座城市生態修復能力和環境治理投資回報的最好證明。

目前，香港正推進累計撥款超過330億港元的「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計劃」，將大型污水處理設施整體遷入地下岩洞，目標2031年完工後釋放約28公頃的珍貴地表土地用於高附加值產業和社區發展。按照香港當前的土地價值評估，28公頃可開發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極為可觀。這標誌着香港的環境治理已從單純的「污染控制」升級為「城市空間重構與土地資產盤活」，環境投資正在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動力。

邁向數字治理時代

回顧香港水務六十餘年的演進，其經濟邏輯清晰可見：從六十年代打破「數量約束」，到八十年代提升「質量標準」，再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環境負外部性治理」。站在回歸三十周年的歷史節點上，未來三十年的核心命題將轉向「基於AI的數字治理與數據要素重構」。

未來的城市經濟競爭，將從傳統的土地、資本等實體要素競爭，轉向數據要素挖掘、算法優化和智能決策效率的競爭。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基礎設施的生產函數。過去，水務系統的產出依賴於泵站、管道和水廠等固定資產投資；未來，其效率將更多地取決於傳感器網絡、數字孿生、AI預測模型等數據資產的邊際產出。一個城市是否擁有先進水務體系，不再只看其硬件設施是否完善，還要看它是否能夠實時感知管網狀態、預測漏損風險、優化壓力調度、識別水質異常，並且在突發事件發生之前完成預警和干預。

近年來，內地在水環境治理領域探索的「廠網河湖一體化」模式，提供了一種極具規模經濟效應的治理思路。它打破了傳統水務設施的孤島效應，將供水系統、污水處理廠、地下管網、河流湖泊以及城市生態系統視為一個有機的經濟網絡，進行統一的資源配置與模型控制。

當香港的供水系統、排水管網、防洪體系、岩洞污水廠、海水沖廁網絡以及城市生態環境監測體系逐步接入統一的數字孿生平台時，管理者關注的將不再是單一資產的投資回報率，而是整個城市水務資產組合的協同運營效率。從物理工程到數字孿生，從基礎設施投資到數據要素驅動，從治水到治城，這不僅是一條產業升級路徑，更是一條城市進化路徑。

過去三十年，一滴水見證香港如何突破資源約束實現經濟繁榮；未來三十年，每一滴水所產生的數據、算法和智能決策，將共同塑造香港在AI時代中最具穿透力的全新發展故事。

（席春迎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董建剛為華立股份董事長、升輝清潔執行董事，魏東金為升輝清潔董事會聯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