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巴黎上訴法院裁定法國極右政黨國民聯盟候選人勒龐有資格參選2027年總統，隨後民調顯示其支持率高於所有競爭對手。至此，法國變天將成大概率事件。這也標誌着歐洲進一步「特朗普化」，以及西方徹底進入民粹主義時代。但這對中國來說，也有可能是一種機遇。

極右的政治立場對內是反移民、反建制、反歐盟，而且沒有傳統價值觀包袱，相對務實。對外則奉行自我優先，反對捲入國際事務，也不認同當下的國際秩序。這一方面導致西方內部的混亂、分裂將進一步升級，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代價進行調適，從而減弱針對中國的壓力甚至無暇顧及，同時有機會令東西方長期產生衝突的價值問題消失或者邊緣化，有助於改善雙邊關係。

從改革開放的歷史角度看，中國已經面臨多次類似的外部環境。一是打開國門之初，中西方是冷戰時的盟友，支持中國發展符合西方利益。西方的資金、技術、市場乃至軍事都對中國開放。二是冷戰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再無競爭對手和挑戰者，因此奉行自由主義霸權：在世界推行它的制度模式、積極推動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構建和尊重國際制度，力圖使美國的競爭優勢和利益迅速遍及全球。所以雖然此時中國已經不再是一般定義上的西方盟友，但美國要以接觸促改變，所以仍然獲得相對良好的外部發展空間。同時美國的戰略擴張導致自身深陷多場反恐戰爭，注意力不僅從中國轉移，而且還需要中國的支持。

未改變西方戰略競爭本質

但隨着中國的崛起，美國單極世界日益難以維繫，奧巴馬時期即開始進行亞太轉移，中國成為全力遏制對象。儘管如此，以拜登為代表的建制派和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派對中國政策的效果有明顯不同。建制派發揮價值觀牌和盟友派的優勢，對中國進行戰略性圍堵；民粹派則單打獨鬥，願意交易，而且僅聚焦中國最具韌性的經濟領域，讓中國可以較從容應對。

但這也不代表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衝突，或面對的挑戰將完全消失。一方面，中西方關係緩和不是因為西方想跟中國「和好」，只是因理念的改變，導致對中國的遏制力度下降，現有的衝突本身並沒有消失。二是未來的遏華手段或許不再有道德包裝，完全以「皇帝的新裝」示人。過去美國攻打伊拉克，還要編造理由說是為了推進民主，還試圖要獲得聯合國的授權。現在擄走委內瑞拉總統和攻打伊朗則完全無視聯合國，直接行強盜所為。這也代表新形勢下西方民粹的行事方式，可能將沒有任何制約因素或者底線。

極右上台並沒有改變東西方的戰略競爭和西方文明的本質，因此，對西方這一對手的清醒認識仍是必不可少。從1840年算起，中國和西方打交道的時間不算長，最初中國由於長期落後，處於西方大國角逐的邊緣，因此對西方的認知稱不上全面和深刻。現在中國走到世界中心，東西方的博弈已經成為當今及未來相當長時間國際社會的主線，對中國有利的應對方式其實很簡單：坐看西方內耗、自損，同時繼續埋頭發展，盡量不捲入衝突，更重要的是深刻吸取歷史的教訓。

保持戰略定力專注發展

不妨看幾個歷史關鍵時刻的例子。1941年6月二戰進入最殘酷的時期，當時的參議員、後來的總統杜魯門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說：「如果我們覺得德國要贏了，我們就應該幫助俄羅斯，如果俄羅斯要贏了，我們就應該幫助德國，這樣就能讓他們盡量相互廝殺」。如果看看今天，西方對烏克蘭衝突的立場豈不也是這種理念的延續？2023年2月以色列前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接受媒體採訪時爆料，他在衝突之初進行斡旋，曾成功令雙方讓步，但和平進程卻被美英等國為了打擊俄羅斯而否決。

1941年8月，美國和英國發表《大西洋憲章》，提出不謀求擴張、民族自決等主張。但與此同時美國聲明，這個憲章對自己的門羅主義沒有約束力。英國則聲明這個憲章也同樣不適用於它的全球殖民地。公然的雙重標準就是為了用來約束它們的對手。西方冠冕堂皇的理念和自私自利的行為之間的巨大反差，通過今天極右執政更加凸顯出來。比如美國可以在和伊朗談判期間對之發動斬首行動和全面戰爭。美國對中國禁售芯片，卻指責中國打稀土牌不遵守國際貿易規則。歐洲和中國之外的國家也有數千億歐元的貿易順差，卻獨獨指責中國的順差會摧毀歐洲的工業。

從歷史的角度，西方文明器物層面的創造力和價值觀理念的包裝能力使得世人往往忽視其本質，中國不能不提高警惕。這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還由於中國是以「仁」、「義」為核心理念的儒家文明，更易在道德層面對西方包裝的價值理念產生共鳴，然而現在中國已處於和西方博弈的第一線，再不能誤讀西方文明。但至少可以說，今天極右崛起的西方更少欺騙性，更易於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對之有客觀的認知。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