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下稱《陪母親》）的最早讀者之一。這麼說，不僅因這本裝幀大方雅緻的香港三聯版散文集由南翔簽名親賜，到手時餘溫尚在，還與我更早的一次組稿有關。去年此時，承蒙南翔信任，將此篇散文發我，轉與翟文鋮教授並由《時代文學》雜誌社刊發。南翔微信留言：「澤宇好！這一段在家照顧剛出院不久的過百歲的老母親，寫了一篇萬餘字的散文，是經歷，也是心路，會比寫其他東西更具獨特性。」最初我並未特別留意，生老病厄，人間苦楚已是常人筆下常見之事，何尋新思？加之我的工作易陷雜亂，稍有紛擾就忘卻前事，那會兒剛巧某一急且繁的任務突至，於是這篇散文便被擱置電腦桌面了。

直到再次打開文檔。我本想快速瀏覽一遍，首段還沒讀畢，就知道先前的浮想錯了。人生海海，文章海海，真正能擁有力量的，不是山嶽巍峨般語詞之大，而是「常」與「變」的多面，與「我」相關的那份持有。去年的那個夏日，我逐字讀着，從傍晚的雲霓坐到天邊的藍調。

不是這篇散文寫了驚天動地之事，恰恰相反，它寫的是人世間最不起眼的晚年。一根胃管的粗細、一片尿不濕的淨重、一種壓瘡噴膠護理最好如是者三……胃管會在碰觸中滑落，代謝紊亂後體內的水在看不見的地方聚攏，無法完成的「三次」喻示着母親逐漸喪失了從「一」到「多」的可能。南翔寫的是一個百歲老人日漸萎縮的身體，和她兒子日復一日的、永無止境的照料。這些事太瑣碎了，瑣碎到任何一個照護過失能老人的人都不會覺得新鮮，又瑣碎到任何一個沒有照護經驗的人都難以真正理解。可是南翔那麼精準，那麼克制，以至於閱讀時我分明能辨認出他瘦瘦的身形，那個在內科住院部高樓上的男人望着窗外新洲路逶迤的車流「灑落一大片炫目的紅燈」，又低頭在紙上標註下老人一天的入量和出量：藥量三十毫升，蛋羹一百五十毫升，清水沖胃管三十毫升，尿不濕的淨重是一百克，換下的毛重是二百一十五克……

這些數字，在常人眼裏毫無意義；在照護者眼裏，在南翔的心中，已然是那段時間母親生命的全部刻度。當下，作為最具公共性的文體，散文所面臨的首要困境是抒情過剩而及物不足。「子欲養而親不待」式的情緒宣洩成了眾多寫作者面對親人衰老、疾病與死亡時的必然選擇，這樣寫並非不「真」，但由於自動書寫的文化程式，使得相似的文字顯得不那麼「善」了。試問，倘若散文滑過了具體經驗，直達意義與倫理觀念的終端，那麼，那些泥濘的、混沌的、不可言說的散化之文，又從何處可覓呢？也因此，《陪母親》避開了上述的散文之弊，最耐人尋味的敘事選擇，是第三人稱的使用。「此時此刻，他立在這兒已然半個月了。自從母親入住該院老年特診科，他每天一早打車過來，送一個蛋羹給母親……」人稱的間離化，讓讀者似乎在觀看他者的故事，卻又無時不意識到那就是作者本人。在此意義上，《陪母親》是孝文化的當代註腳，照護倫理的臨床記錄，更是一種具有代償性的情感經驗。當個體無法直接承受或暫時不願直面自身經驗的重量時，語言的第三人稱便可視為將切膚之痛「對象化」的策略。這無疑是有效的，也透露出寫作者的自省。

除了《陪母親》外，集中《父親後來的日子》《憶哥哥》《何人若雪》《漸行漸遠綠皮車》等作品同樣蘊藉深厚，亦可逐一細讀。我讀來尤為親切的，還有憶汪曾祺《先生猶是老孩提》一篇，南翔從一次汪曾祺的畫展寫起，提到汪老的畫風不在「技法」，而在「趣味」，可謂深得汪老三昧。與汪老擅寫短篇彷彿，南翔近年來的創作也多以「說短」取勝，頗得前輩韻致。集中收錄的「談藝」與「創作談」兩輯，包括了作者小說集《伯爵貓》在內名篇的夫子自道，相信熱愛南翔的讀者朋友們可以經由這些篇什，再次感受到為何他的短篇小說可以「雋永」，又能「迷人」。

《陪母親》寫到最後，南翔也用一處雋永迷人的場景貫穿作結：母子二人在一朵茉莉的香氣中抵達了杜甫「繁枝嫩蕊共此時」的境地。飽嘗艱辛的母親最後一次聞到了人間的芬芳，此時她的「頭頂掠過一陣噪鵑的嘹亮」。在我的這篇短札將要結尾時，再也找不到比這句話更深摯的句子了。